1961年，我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回到老家务农，就有更多机会和昌良在一起了，因为我和他在同一个生产队。那时候他的父亲早已去世，姐姐、妹妹全都结婚成家，一年到头难得回一、二次家，所以平日里只有他和年迈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那时的昌良已经是一个大小伙子了，比我这个文弱书生不知强壮了多少倍，健壮的胸大肌和手臂上的栗子肉让我望而生畏，虽然耳朵不好，但是那一种特别锐利的眼神似乎能看透你的心，所以在生产队里他不但力气活抢在头里，就是技术活也样样在行，唯一让人担忧的就是不能让他一个人远离老家外出单独干活，怕的是耳朵不好会带来诸多麻烦。
我俩常常在一起干农活，比如耘田，他人高马大，力气又大，本来这种活都是每个人各管各，一人一埭一样是“摸六株”，（就是跪在水田里，双腿中间一株，右手边三株，左手边二株，用手去拔除杂草，挖松地土），他见我干这个活不但吃力而且速度又慢，怕我在评工分时被拉下，就偷偷地主动把我右手边的外边一株给耘好了，这样就等于他耘了七株，而我只要耘五株；再比如挑河泥，从河塘边一直挑到畈深田（就是离河塘很远的地块）就得盘肩，所谓盘肩就是好几个人接力，接力棒就是那满满的一担很重很重的水河泥，他怕我多挑了吃不消，总是站在我的后面一棒，无论空担还是重担，他都走得很快，让我挑着重担少走一些路。
总而言之，在田头干活他处处都在尽力照顾我，作为回报，我只得抽晚上或农闲时间帮他学习写字，虽然学起来有点吃力，但是我们可以用手势交流，后来他还能看我的口型学会发音。
就是这样，我们成了好朋友。
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我蒙受了天大的冤屈，我们俩被这有形、无形的高墙隔开了。
再次相见，他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云消雾散，当我回到家乡时，半哑昌良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当时的农村像他这样的人能娶妻生子，维持温饱，真的应该算是很幸福的了。他的老婆是“老人家”送到乡下来的，用我们宁波乡下人的话来说，这些姑娘都是“爬河塘”过来的。
所谓的“爬河塘”本来是指沿着河塘兜售小鱼小虾的渔民，因为我们的家乡河网密布，不少渔民一边摇着小小的渔船在河里捕鱼捉虾，一边沿着河塘廉价叫卖这些鲜灵活跳的鱼、虾、螺蛳。
那么这些姑娘怎么会是“爬河塘”过来的呢？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老人家”大手一挥，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敌，在那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狂风将大批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吹到了农村和偏远山区。他们中有一些“志向远大”的热血青年自觉报名，踊跃前往；也有一些迫于无奈，在一次次软硬兼施的动员之后不得不去的；还有个别想方设法千方百计逃避去远方而就近投亲靠友的。
半哑昌良娶的就是一位上海知青。这姑娘细皮嫩肉、能歌善舞，就是为了怕被分配到遥远的贵州山区而托人挽媒来到了宁波，几经周折，嫁给了半哑昌良。也许现在看来这桩婚事是那么的荒唐，但是，在当时实在是很平常的。因为乡下人就是靠劳力吃饭，用工分赚钱，讨一个身强力壮的乡下姑娘，夫妻俩一起在生产队干活就能多挣工分多赚钱；人们普遍认为从大城市特别是从上海来的姑娘，大多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不用说下田干活，恐怕连家务事也不会做，所以，条件比较好的小伙子是不会娶她们的。只有那些结婚困难户才会接纳她们。所谓困难户就是“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在那场浩劫中被划为另类的“二十二种人”和残障者。相对前两类人在当时的坏名声，残障者还有较多的自由，因而昌良就更有条件娶到这位“美若天仙”的上海小姐了。
当时，他的老母亲还在，那位美女又不会农活，也不肯下田，一家三口全靠昌良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分配的哪一点微薄的收入，生活十分艰辛，好在上海姑娘大部分时间都回上海父母家，只是偶尔到宁波来，来时还会带一点“上海末事”孝敬婆婆，大家倒也相安无事。只是作为女婿，昌良从来没有和媳妇一起去过上海岳父家，甚至连他家的地址也一无所知。他也清楚因为自己是聋哑人，去岳父家会给妻子丢脸的，所以也就忍了。
可是就因为他的忍让，最后就只得自食苦果。
2014·05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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