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大架”是生产队最贫瘠的山岗,却也是番薯种得最多的地方。“小雪”节气后,天气逐渐转冷,当晨风带着丝丝寒意掠过时,将仅剩的几抹绿色也凝成了白霜。沉睡在地里的番薯经霜压,藤叶大多枯焦,被割断薯藤,蜷成一团,堆在地角,留给耕牛作过冬饲料。
在清晨的寒风里,瑞德哥用柴刀挑开藤蔓,露出突起在垄上的红褐色薯块。它们似男人虬结的肌肉,裸露的头部沾着霜花,泛着点点莹光。男人们用锄头把番薯挖起,后边有女人跟上来,开始清理薯块上的泥沙,放进箩筐。中午和下午收工后,男人顺带一担番薯回仓库。我挽起裤脚,弯腰蹲马步,在直身挑起那两箩番薯的刹那,忽然知道了土地的份量——这一百多斤的收成,是夏阳与冬霜熬炼的结晶,是农人与土地对话的生计。从三四百米远的“四大架”,挑一担番薯到仓库,有的人并不轻松,但对于插队落户一年半、青春健壮的我来说,这一百六七十斤重的担子并不算什么。
仓库前的晒场上,堆叠的箩筐围起了长龙。会计孙哥的算盘珠在暮色里噼啪作响,将稻谷按一比五换算成番薯分配给每户家庭。生产队的稻谷总收成,除了必须先交足国家的征购任务外,余下来的稻谷,每人只能分到口粮的七成,不足的三成用番薯来抵充,每五斤番薯抵一斤稻谷。我应分到的番薯约为一千斤。那么多的番薯怎么吃呢?堆放的时间长了就会烂掉!在烧饭时掺和一小半的番薯,也许味道不错,但短期内绝对是吃不了那么多,只能是制作成番薯干贮存。
我没刨过番薯丝,也怕把手弄破受伤,但只能硬着头皮学。当第一次握起有着一排排锋利刀孔的黄铜薯刨,刨子那特有的酸腥气直往鼻孔钻,我心里总还是有点发虚。长庚公公先给我作了示范,然后用布满沟壑的手轻按我的手背:"大的番薯,要用双手抓牢,用力压在刨丝板前端,然后迅速推向前;小的,一手扶刨,一手刨丝。"大大小小的薯块在刨刃下舒展成细密的白丝,簌簌落进竹箩里,竟有了“嚓、嚓、嚓”的韵律。我很快就掌握了要领,速度也不慢,约半小时不到就刨了一大箩薯丝,竟不输生产队的一般男劳力。当天夜晚,我借着微弱的天光,将薯丝铺满借来的两张“番薯笠”,用绳子固定防风。每当冬季寒潮来临、刮起八九级大风时,头一晚刨好的番薯丝摊晾在屋外,到第二天早上就会被风干,手指一捏薯干,“啪”的一声断了,已基本符合贮藏要求。
谷仓深处,几只麻袋静若卧龟。偶尔薯干断裂,在“啪”的一声回响中,恍若能听见秋风掠过薯叶的沙沙声。某个雪夜坐“火柜头”时,长庚公公忽然说起旧年饥荒,说那时连薯藤都要磨粉充饥。阿连(他侄子)的老婆,就在那时用两担番薯干换(娶)的。“现在的后生觉得五斤换一斤吃亏,”他往火塘里添了些木屑,“要我说,番薯也不错,能安安稳稳吃饱肚子,那就是老天爷赐的福分。”长庚公公接着说,过日子要像刨番薯丝,急不得也慢不得。可我实在吃不了这么多的番薯干,就把积存下了一百多斤全挑到街上卖了,换成了大米。卖薯干时,我心头掠过一丝不舍,仿佛卖掉的不是薯干,而是那个冬天与土地厮磨的记忆。但白米饭,终究是使肠胃更踏实的东西。
开春前的最后一场雪落下来时,梁上悬着的几头番薯在穿堂风里轻轻摇晃,表皮干瘪的纹路,让我想起刨丝时飞溅的薯屑,想起挑担下山时扁担的吱呀,想起会计孙哥的算盘珠在黄昏里泛起的油光,不觉哑然——原来乡野生计,不过是把四季的光阴刨成细丝,再晾晒成能果腹的东西罢了。
浙东西蜂2025.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