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屋的墙皮又掉了一块，落在李建军刚泡好的泡面里。他捏着筷子愣了愣，转头看见林晓燕正蹲在衣柜前，把去年的旧羽绒服翻出来缝补—— 线头是从菜市场小贩那讨来的，颜色比衣服浅了两个度，却能省下半盒针线的钱。“今年冬天别买新的了，” 她声音轻得像飘在空气里的棉絮，“房东早上来电话，说下个月房租又要涨两百。”
这是他们在这个 15 平米出租屋的第十年。十年前两人从西北老家来这座城市读大学，李建军读的大专，学的机电，林晓燕是隔壁师范的专科生，毕业时抱着 “再拼拼就有房了” 的念头留下。可现实比想象的冷得多，李建军换过五份工作：电子厂流水线、房产中介、快递员，去年公司裁员，他在家待了三个月，投出的简历要么石沉大海，要么面试时被 HR 上下打量：“32 岁还没稳定下来？我们优先招 30 岁以下的。”
他不甘心，花三个月省吃俭用攒的钱报了剪辑班，每天熬夜学到凌晨，可投出去的简历都卡在 “无相关工作经验” 上。最后去面试小区保安，负责人头也不抬：“优先招退伍军人，现在年轻人太多，我们挑不过来。” 走投无路时，他才骑上了外卖车 —— 至少这个行业，暂时不挑年龄。
可今年外卖也不好做。站点里的骑手从 20 人扩到 50 人，订单却被同城配送分流走不少，平台抽成还从 20% 涨到了 25%，有时跑一单只赚 3 块钱。上个月暴雨，他骑着车在路口打滑，膝盖磕出个大口子，血渗进牛仔裤里，却不敢请假 —— 一天不跑，不仅少赚两百，还可能扣全勤奖，房租就更凑不齐了。
林晓燕的日子也不好过。她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每月三千五的工资要抠出一半存起来，去年公司取消了年终奖，理由是 “受疫情影响，效益不好”。两人最奢侈的消遣，是月底发薪日买半只烤鸭，坐在吱呀作响的折叠桌前分着吃。“等攒够首付，” 林晓燕总指着窗外的高楼说，“我们也要有个带阳台的家。”
可房价像断了线的风筝，越飞越高。去年他们看中的老破小，首付从四十万涨到了六十万，李建军夜里翻来覆去地算，就算不吃不喝，也得再攒二十年。他曾试着申请公租房，却被告知 “社保缴纳年限差半年，等够了再来，到时候能不能排上号还不一定”。手机里存着 2015 年的房价走势图，那时他们看中的小区，首付只要二十万，他每次翻到那张图，都忍不住叹气 —— 要是那时候敢借钱凑首付，现在也不至于这么难。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林晓燕父亲的病。那天她接完电话，蹲在地上哭了很久，眼睛肿得像核桃：“我爸摔断了腿，住院要交五万押金，家里实在拿不出来。” 李建军翻遍了所有银行卡，只有三万块，还是这十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他想去借，可身边的朋友不是刚还完房贷，就是和他一样在凑房租，根本没多余的钱。
分手那天是个雨天，林晓燕撑着那把用了五年的旧伞，伞骨弯了一根，却一直没舍得扔。“他是我妈介绍的，” 她声音发颤，“有套全款的房子，在市区，还能帮我爸交住院费。” 李建军没说话，只是看着她手里的伞，突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约会，他就是用这把伞，把她护在怀里，说 “以后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收拾东西那天，李建军发现衣柜深处藏着一沓存折，每个月都有一笔五十块的存款，户主是他的名字 —— 那是林晓燕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他还在抽屉里看到一张皱巴巴的面试通知，是去年他投的那家剪辑公司，通知上写着 “本科以上学历优先”，被林晓燕用红笔圈了起来，旁边写着 “再试试，说不定有机会”。他蹲在地上，眼泪砸在存折上，晕开了墨迹。
走之前，房东来收房，看着墙上的斑驳痕迹，皱着眉说：“你们住得也太糙了，这墙得重新刷，扣两百块押金。” 李建军没反驳，只是默默把钱递过去 —— 他早就习惯了，租房这十年，房东涨租时从不说理由，修个水管要等半个月，退租时却总有各种借口扣押金，可他连争辩的力气都没有，毕竟 “不想住就搬走，有的是人抢着租”。
火车开动时，李建军看着窗外的高楼一点点后退，像极了这十年里，那些明明很近却始终抓不住的希望。手机里弹出林晓燕的消息，只有一句话：“对不起，我等不起了。” 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想起前几天送外卖到高档小区，看到业主牵着孩子在花园里散步，那时他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个局外人，这座城市再繁华，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手机壁纸是老家的院子，去年拍的，院子里的老槐树还在，母亲说 “要是在外头累了，就回来”。他把手机揣进兜里，望着远处渐渐模糊的城市轮廓，第一次觉得，原来回家的路，这么长。火车穿过隧道，黑暗里，他摸了摸膝盖上的疤 —— 那是为了赶订单摔的，当时觉得疼，现在却没什么感觉了，就像这十年里的苦，熬着熬着，好像也麻木了。只是一想到林晓燕，想到那沓存折，想到那些说过的 “以后”，他的眼泪还是忍不住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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