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
“在我13岁时,我家里忽遭遇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这听上去很惨,好像鲁迅家遭遇火灾,一夜之间把所有东西烧没了似的。
事实并非如此。
富人说穷,与穷人说穷,是两回事。
穷人说自己家“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是家里连根草也没有了,富人说自己家“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是扫扫地缝子,还够吃三年。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破船还有三斤钉。
此话不假。
一
鲁迅家住在绍兴的富人区——新台门。这是周氏家族的三座台门之一。所谓“台门”,就是有着高台阶的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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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住在“台门”里的子弟,有个专门称谓“台门子弟”。这个称呼有敬仰,有尊重,也有隔膜。台门内外,有一道看不见的沟壑。
鲁迅出生时,新台门六房已经末落,最后一个耀眼人物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周福清于1871年考中进士,三甲十五名,名次不算好,不过,这可是进士,哪怕最后一名,也是精英人才。
周福清在翰林院几年,下放江西金溪知县。从翰林院出来的知县,俗称“老虎班”,没人敢惹。但是周福清脾气坏,嘴巴臭,无人不骂,官场上混的人缘很不好。家里,夫妻不和,妻妾争风,闹得家反宅乱。当了没几年县令,被林则徐女婿两江总督沈葆桢参了一本,革了职。闲了几年,他捐了一个内阁中书,是个没什么外快的小京官,他也不是孤身在京,而是带着小妾,雇着奴仆,薪水够用而已。
他的孙子周作人说:“介孚公(周福清字介孚)在京里做官,虽然还不要用到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
周福清宦海浮沉二十年,大约当县令那几年弄了点钱,时间不长,也没弄多。鲁迅说他家是“小康之家”,这话没错,在台门人家,他家确实只是小康,跟普通人家比起来,就不是小康,而是大康。
一个人通常只是跟自己阶层的人相对比,很少与远远低于自己的阶层的人对比。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一个算盘没打稳,把他家带进了深渊。
1893年,周福清听说主持浙江乡试的是他的同年殷如璋,就想向殷如璋行贿,让他长子周伯宜(鲁迅父亲)和几个亲友的子弟考中举人。消息泄露,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周家变卖家产,上下打点,周福清才保住命。
一位人人仰慕的进士,转眼变成死囚犯。一个堂堂翰林府,转眼变成囚犯之家。此事轰动绍兴城,周家的人出门,人们的眼光跟聚光灯似的,照得他们无地自容。
鲁迅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受父亲牵连,革去功名,还要忍羞含愧,卖地,典当,给父亲保命。周福清保住命,他又要出钱给父亲租房(周福清所谓的坐牢是在监狱附近租了座房,与小妾、小儿子、次孙、佣人居住),送生活费。
周伯宜染上大烟瘾,卧床不起,也要花钱。
他的长子周樟寿(鲁迅原名)代替他的角色,抱着包袱跑当铺。那时鲁迅才十来岁,身材还没长成,个子很小。当铺的柜台特别高,鲁迅常去的恒济当,柜台接近两米高,小小的鲁迅,踮起脚尖,才能把包袱托到柜台上。
掌柜和伙计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打开包袱,对里面的货物评头论足,吹毛求疵,挑够了毛病,才给出一摞大洋。
恒济当老板姓夏,捐过一个湖北粮道的官儿,他经常拿着水烟袋坐在柜台后面,看着那些落魄人家的子弟抱着包袱来典当,心里美滋滋。
有一回,鲁迅抱着一件狐皮袍子来典当。夏老板拿着水烟袋,笑哈哈追出来说:“怪不得人们都说你们周家家底厚,这都几年了,还有狐皮袍子。”说着又是一串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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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过是开开玩笑,觉得人们很久以来的猜测得到证实,心里很得意。这对正在青春敏感期的少年鲁迅来说,却是终生抹不去的愧愤与耻辱。
敏感的鲁迅,从夏老板的话里,知道从他祖父出事起,他家就是绍兴城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他家人的每个举动,都被无数双眼睛盯着。他每一次进当铺,人们后面就会推出一个周家典当物分析。
不过,夏老板说的没错。
一个家庭,靠着典当过日子几年,家里还有狐皮袍子,这家底是很经得起掏的。
真正的穷人是像《范进中举》中的范进似的,从省城里考试回来,家里已经无米下锅,老娘“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范进家能卖的,只有一只下蛋的母鸡。
如果范进没中举,真不知他卖完那只鸡,还能卖什么?卖儿卖女,他也没的卖。老婆是胡屠户家的丑姑娘,也卖不了。卖他自己,谁会买个年近半百的干巴老头子?
这才是真正的穷,家里没有值钱物,连个值几两银子的人,都找不出来。
二
有人会奇怪:鲁迅家住着大宅,卖地、典当衣物首饰,怎么不卖房呢?
原来周家老祖宗分房子时,唯恐不肖子孙卖房,分房时楼上楼下交叉分房,谁家也单独卖不了房。
在周福清没出事以前,鲁迅家是新台门里是最好的,别的族人日子过得更惨淡。光景越不好,内部矛盾越多。
鲁迅之弟周建人说新台门里乱象:
“姑嫂勃谿,妯娌争吵,婆媳不和,夫妻反目,今天这个上吊,明天那个投河,你吞金子,他吃毒药。加以鸦片进口,大户人家的老爷、少爷,本来无所事事,也就以吸鸦片为乐,弄得壮志消磨,形毁骨立,到时还是寻死的一个简便办法——吞鸦片膏……末代子孙吃不上饭的很不少,有的背了一身债务,到死也还不清。”
1911年,这个家族再也维系不下去,各房签字画押,分了家。
各家的地卖完了,他们就联合起来卖掉公共的祭田。
祭田卖完,他们又联合起来把新台门大宅卖给了城里的新贵朱阆仙,价格是一万两千大洋。
周建人说:
“现在,树倒猢狲散,这一代已是末世子孙,把祭田卖了,祖坟不管了,祭祀也免了,各自拿了有限的金钱,营造安身立命的小窝。大家明白,今后已经没有什么祖业可以考了,这有限的金钱,究竟能够维持多少时日,谁也没有把握。”
聚族而居上百年的宅子,说卖就卖了,乱糟糟搬家,空荡荡房子,谁看到心里也不是滋味。
但是,咱们以为人家没法活了,就又上当了。看看周建人写的搬家经过,会刷新我们对台门人家家底有多丰厚的认识。
周建人说,他们搬家的时候,很多旧货商赶来收购旧物,急于搬家的鲁迅把两担字帖书画以十元钱的价格卖给了旧书店。十元钱两担,卖的是废纸吧?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旧书画里面有很多是徐文长、陈老莲、赵之谦、任伯年等人的书画。
徐渭、陈老莲、赵之谦、任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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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术课本上才见过他们的画,竟然被鲁迅像卖废纸那样以十元的价格卖掉了!我真想隔着时空伸过一只手,抢出一两张来,我眼下的房贷车贷就有着落了……
周建人还说,他记得他家墙上挂着一幅赵孟頫的画,在混乱之中,不知给谁拿走了。
赵孟頫的画?
大家到网上搜搜赵孟頫书画的价格,会吓个跟头,我们把家业全卖了,都不够买块纸头。在鲁迅家,这种够进博物馆级别的字画,随随便便挂在墙上,被谁偷去都不知道,丢了也不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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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书札,拍卖价2.67亿)
富人穷了,跟穷人穷了,真不是一回事啊!
三
周建人笔下的新台门,一事末世的悲凉感。
末世,是一个旧时代的结事,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1919年他们搬离新台门时,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已经工作,鲁迅在教育部任职,还在大学里兼职,周作人也在大学里教书。那时大学教师薪水高,兄弟两人还写点文章,翻译点国外名著,一月下来,好几百大洋。
鲁迅兄弟拿出历年积蓄以及卖祖宅所得的一千大洋,以三千五百元的价格,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了一座三进四合院,有三十多间房,一个跨院,一个花园,规模虽比不上新台门旧宅,可是新台门旧宅是六房合居,现在是鲁迅一家住这个大宅子。为了让鲁迅的日本弟媳羽太信子住起来舒服,还把一部分房间改成了日式。
鲁迅的弟媳羽太信子很摆谱,家里雇着七八个佣人,比周福清当年在京做官时还排场。
可惜鲁迅兄弟合居没几年,两人就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搬离了这座大宅。
少年时的不幸经历,让鲁迅一生对钱财很重视,他勤奋写作,收入颇丰,而且不许别人欠他稿费,欠他的,他打官司也要讨回来。鲁迅一直维持着很好的财务状况,一生虽没大富大贵,也没缺过钱。
由此想起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他倔强爱骂人的性格,混清末官场混不开,若是生在民国时期,混文坛,恐怕是一支好笔杆子。他若是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做自媒体,能写能骂,自带流量,会成为自媒体大王。
可惜生不逢时!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