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成谜！天封塔上，众古籍在掐架!  [复制]

四、清代古籍中关于天封塔天封寺的记载
明末清初，由高宇泰编撰的《敬止录》（1614-1678年）是至今留存下来最早的鄞县志。书中关于天封院（寺）的介绍，有着宋元明各代的印记，算是个插笼版（混血儿），在传承和延续方面属于另类。

首先，名称上复古了，沿用了宋代“天封院”这个称呼，同时在方位上也参考自宋宝庆《四明志》中的“县南一里半”。
其次，又出现了元代古籍中的高度“十有八丈”。
然后，从“汉乾祐三年始建天封塔院”可知，此处却是沿袭明代的古籍，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进，介绍得更为细致。
细致还体现在《敬止录》中第一次记载了宋僧宏智禅寺正觉和元僧梦堂曇噩两篇记略，算是个惊喜，不过没有明张时彻的记略。

还有个意外，大大的意外！
在两篇记略后，载入了一首张文定公的天封塔诗。一开始看到诗的最后一句“携取方平十二壶”，再结合网上查阅张文定公，本人以为张文定公就是苏轼的老师张方平，北宋人。

真是如此，那么北宋就有描写天封塔的诗了？不可思议，让人无比惊讶。而且看诗中描写貌似张文定公是登高望远了，这更不合理啊，在北宋，塔还是一座僧伽塔，按照南宋僧人正觉的记略描写，那时的塔还是窣堵波，这类佛塔属于坟冢性质，是不宜攀登的。
幸好，之后的古籍《四明谈助》中也收录了此首诗，帮我解了惑，诗后明确注明“右张文定邦奇”。张邦奇（1483-1544年），浙江鄞县人，与张时彻为叔侄亲戚，又同为南京尚书，故二人有“叔侄尚书”之谓，嘉靖年间任南京尚书前，曾任南京礼部右侍郎，二十三年（1544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原来此张文定公是明代张邦奇非彼张文定公北宋张方平，真是虚惊一场。

康熙24年（1685年）由知县汪源泽聘请邑人闻性道总纂的康熙《鄞县志》系现存最早的鄞县官修县志。这部县志和《敬止录》同为鄞县志，两者相差仅十年不到，而且《敬止录》当时一直未成书，都是抄本，故就天封塔天封院（寺）的记载来说，康熙《鄞县志》没有参考此前作，更何况是官修县志，身段高啊，你懂的。这就是我之前说《敬止录》是另类的原因。
在康熙《鄞县志》中，“天封塔”终于实现单飞，独自出来行走江湖了。这是本人搜集的古籍中第一次出现“天封塔”的词条，而且记载得颇为具体，连方位“县治东南”后还加上了距离“二里许”，这个距离也是第一次出现。
但糟糕的是天封塔首次单飞就发生了一件大大离谱的事，且一直影响至今。

“始建于唐武后万岁通天讫工于万岁登封，故以天封名。”抛开年号通天登封照旧颠倒不说，明明之前所有的古籍都清楚地写明建的是僧伽塔，可偏偏康熙《鄞县志》耍小聪明，自我主张地取年号的首尾，还是顺序反了的年号首尾，给塔取名为“天封”。
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就是天封塔的历史完全错乱。现在经他这么大笔一挥，胡乱一改，变成了先有天封塔，后才有天封院（寺），估计编纂者想当然认为天封院（寺）就该是因为天封塔才叫这名的，殊不知称天封院（寺）时，塔还是世人为唐代高僧僧伽也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建的僧伽塔，和天封塔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可还是官修的县志啊，虽然所谓的官修其实也就是挂个名头，真编纂的人也是知县找的同县之人，可你代表的是官方，好歹也严谨认真点吧。
然而，恰恰是这种不尊重历史，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自我陶醉的行为却还得到了官方认可，说不定还津津乐道，把后人的思路引向了惯性，认为的确合情合理，使得往后一直沿用至今。
这已经是第二次重大的改变了，第一次是在宋宝庆《四明志》没有载明的前提下，元延祐《四明志》直接载明僧伽塔的建造时间，却把唐武后年号万岁登封和万岁通天给颠倒了，高度也成疑。这两次对天封塔历史的关键定义有没有问题，就由侠客岛上的各位高手评判了。
现在，你总该知道“天封塔”称呼的由来了吧，是不是很不靠谱？反之，是不是可证明“天封”的称呼，和武则天的年号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呢！
然后在对塔的建造年代深信不疑前提下，记载了这么一段话：“鄮县自唐代宗大历六年辛亥，从小溪移于三江之口，而塔之建在通天，则是丙申也，建塔先于移县者，凡四十六年。”
经查阅，唐大历六年为公元771年，辛亥年，唐通天是696-697年，丙申年则是696年，那么这个46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这也是个疑问。（后证明这又是个错误，之后会贴图。）
不过，毕竟是官修，资料方面还是非常丰富的。
天封塔资料中详细记载了宋元明三次修塔记，并在之后附上三篇记略，这下总算圆满了。

在大团圆之后竟然还有个彩蛋，也就是早前提到过的天封塔起讫时间四种说法里的第一种出处。但是，彩蛋里说的张时彻在撰修塔记时言肇梁天监讫唐乾封，这句话我在他写的记略里却找不到，难道不是这一篇吗？这有待解惑。

彩蛋之后还有番外，就是收录了一些关于天封塔的诗，这我们等之后另一版的《鄞县志》里介绍，因为那版收录更多。
有了天封塔的独自介绍后，志中对天封寺的记载就有点偷懒了，前面部分除了大离谱基本是明代古籍资料的延续，包括称呼、方位、天封塔院始建年代，该错的还是错，后面都一笔带过，且塔的部分不再重复，直接一句话“其塔之建置及记詠详形胜考”，“形胜考”就是“天封塔”所在的卷。

说起多版本，《宁波府志》除了有明刊本外，还有清刻本，由曹秉仁修，万经纂。天封寺和天封塔的历史在明刊本的基础上加了清代部分内容，还是对的仍对，错的仍错，天封寺和塔也仍然放在一起记载。这种“世袭”的优点带来的好处就是没有记载康熙《鄞县志》里“故以天封名”的错误。可惜后人并没选择延续《宁波府志》，而选择了《鄞县志》。

雍正九年，巡道孙诏、知府曹秉仁命监生信尔玑、生员朱世煃、住僧果心劝募重修。为此，曹知府还专门写了篇《重修天封塔记》，上面在谈四种说法时已贴过，不过是局部，这里贴下整篇文章。

弹指又近百年，巨著《四明谈助》横空出世。这是一本有故事有趣味的地理书，涵盖了四明各地的历史人文景观，还有很多传说和趣闻，因此备受推崇，称之为宁波地理百科全书真不为过。
《四明谈助》由清人徐兆昺写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前后，成稿于道光三年（1823年），最终于道光八年（1828年）成书出版。
书中关于天封塔的介绍正如之前说的，没有继承《宁波府志》清刻本，而是继承了康熙《鄞县志》。因此，内容上没有什么大的出入，只不过这百年间，天封塔又多了许多坎坷，特别是清嘉庆三年（1798年）时的一场大火差点遭遇了灭顶之灾，包括各种新旧碑版无一幸存，更可惜的是钱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由钱维乔修钱大昕等纂的《鄞县志》）里竟然没有记载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756-1759年）重修的所有事实碑记，使得这期间关于天封塔天封寺的史料成为一片空白，可悲可叹！

从此，烧得只剩“骨架”的天封塔就像丢了盔甲的勇士、断了翅膀的天使一直出现在现有的旧影图像中，而且塔身因直接受雨水的侵蚀，逐渐变成了“天封斜塔”。

同样，在天封塔介绍之后，也记载了三篇记略，只不过都是节选，每篇记略最后都写着全文见敬止录或闻志，闻志就是康熙《鄞县志》。

倒是记略最后的那个说明引起了本人的兴趣，这在之前讨论四种说法时提过，这里再详细说说。

历史学家全谢山（祖望）《湖语》云：“乃若天封之塔，浮屠家之建置，亦稍参揆日测影之宜，命名之旨，佛经载之。其附会于梁唐之纪年者，妄也。”
本人试着作下翻译，《湖语》里说：“至于天封塔，是按佛塔建造的，也有用作测量日影之事，命名的意义，佛经上有记载。所以，把天封的命名这件事与梁天监唐乾封的说法硬扯在一起，是荒谬的。”
如果翻译没错的话，谢山先生已经告诉我们天封塔的命名，佛经上有记载。而所谓的取年号天监和乾封的首尾，命名“天封”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么是否可引申下，所有都往年号首尾上靠的四种说法（天监—乾封；乾封—通天；通天—登封；天册—登封）都是一厢情愿的。
可惜，《湖语》里没有说明是哪部佛经，否则可真相大白了。饶是如此，谢山先生绝对可算是石破天级人物，已经领悟了侠客岛上武功秘籍的真谛，可惜只指点了我们一二，没有和盘托出。
记略后面照例也是有关天封塔的诗，《四明谈助》节录了八首。

之前我们说了，《四明谈助》是部备受推崇的巨著，那自然有它的独到之处，这在天封塔的记载中也有体现，它收录了与三则天封塔的小故事：宝丹镇塔、塔顶放光、雷击示戒。前两则来自朱氏宗谱，第三则来自敬止录。

关于“宝丹镇塔”，还流传着一则“天封宝塔镇明州”的建塔传说。
宁波面临波涛汹涌的东海，是甬江、姚江和奉化江的三江交叉会合地。有一年，镇海招宝山外出了一条兴风作浪的鳖鱼精，从此使宁波经常遭受水淹浪打，极不安宁。
那时，四明山有位老石匠，他见鳖鱼精作恶，非常痛恨。一天清晨，他忽然见四明山顶金光闪闪，于是就爬上山顶，一看，原来是一颗鲜红鲜红的宝石在那里闪光。于是他就用了七七四十九天，把这颗宝石凿成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珠。
某一天，那条鳖鱼精又来兴风作浪，水淹宁波城。老石匠从四明山下来，拿着这颗光彩夺目的宝珠，鳖鱼精一见这利剑似的宝光，就往海底逃遁。宝珠的宝光最终杀死了它。霎时间，江上波宁浪静，海水也退了下去。
老石匠决心要在宁波城中心造一座塔来保存这颗宝珠。老百姓听说后都纷纷前来参与，搬石块、运沙泥，日夜劳作，合力造成了天封塔，宝珠就安放在最高的一层。从此天封塔和塔上的宝珠成为为镇邪之物。

说好天封塔，我们再来说说天封寺。《四明谈助》关于它的介绍比康熙《鄞县志》里的还要草率，内容更加缩水，基本是炒冷饭，对错照旧，后面干脆也是直接详见天封塔介绍。
唯一值得二提的是部分内容参考自敬止录，还有最后清嘉庆三年那场大火，塔损毁严重，但寺院只是调残未能修复。

又过近半百，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戴枚修，张恕纂的《鄞县志》修订完成，戴枚光绪初年任鄞县知县。光绪三年（1877年）出版了刻本和抄本。
其实，清代《鄞县志》共有四版，在康熙《鄞县志》和同治光绪《鄞县志》间另有乾隆《鄞县志》和咸丰《鄞县志》，这两版的内容承上启下，除了咸丰《鄞县志》中天封塔的记载新发现，需着重讲下外，其余可跳过直接讨论清代的最后一版，也就是同治光绪《鄞县志》。
先插播下咸丰《鄞县志》，咸丰六年（1856年）由知县张铣修，鄞县周道遵等纂。里面关于天封塔的记载，基本沿袭康熙《鄞县志》，但改正了其中的一个数字，就是把“凡四十六年”改为了正确的“凡七十六年”，帮后人解惑答疑了，值得表扬。

另记载中还增加了镇塔宝丹内容“元至顺初复修，安置镇塔宝丹于第五级东北向”，后附“元僧妙寿镇塔宝丹石匣记”，内容同《四明谈助》的“宝丹镇塔”。之后，也同样记载了明张时彻修塔记略，不过宋元两篇记略没有记载。

插播结束，现在来好好聊聊同治光绪本《鄞县志》。此刻本最大的特点是集众古籍大成于一身，不仅会在句后标明出处，且时有考证。这在天封塔的记载中也有体现。而且，从此开始，塔和寺的彻底“闹掰”，记载完全分开，不再塔中有寺，寺中有塔。

“唐通天登封间建僧伽塔，高十有八丈”后就标注出自《延祐志》，并且作了考证“原文有‘以镇郡城’四字，但当时尚未建郡，故删”，可见纂修者认真的态度。
不过，也有疏忽的时候，“元泰定元年圮，至顺元年重建”这句后注明来自《成化志》，《成化志》也就是《宁波郡志》，但郡志上关于“天封讲寺”的记载中却是写着“泰定三年塔圮”（见下下图，其实前文已有贴图），而非“泰定元年”，且其他所有古籍凡是有记载具体年份的都是“泰定三年”，所以这里是《鄞县志》笔误了。另外，这句话之前，《鄞县志》还漏了一句“嘉定十三年火毁，废为民居，元至元二十三年复建。”
虽然《鄞县志》在《成化志》上跌了跤，但马上它又扳回一局，纠正了《成化志》上的一处错误。“至顺元年重建，僧曇噩为之记。”后注“记中明言子孴，而《成化志》以子孴重修？诸永乐中，误。”这个僧曇噩记略前文已曾贴过图，这里再贴下，里面明确提到了子孴，证明他为元僧。

而《成化志》（《宁波郡志》）中却把子孴写到明永乐八年后了，不过其实《成化志》编纂者已有所发现，在前文加了个箭头，只是不易被发现且难以捉摸和理解。

反而，这个错误影响了康熙及之后《鄞县志》中天封寺的介绍，幸好同治光绪《鄞县志》及时纠正错误，善莫大焉。

照惯例，天封塔后还是三篇记略，同治光绪《鄞县志》与康熙本同是完整版，前文已陆续贴过图，这里不再重复，倒是记略后的天封塔诗此刻本是收录较多，可与四明谈助作互补。特别是有首元董洵的诗，这是本人见过描写天封塔最早的一首诗了。

光绪刻本里的天封寺介绍同样备注和考证详细。称呼也第一次正式使用“天封寺”，而不再是“天封讲寺”，估摸是嘉庆三年大火后一直未修复，无法再“讲”的缘故吧。

方位“县治南二里”通过采访所得，也是一种新的说法，之前不是“县治南一里半”就是“县治东南二里许，所以还是略有差别。
“旧号天封塔院，汉乾祐五年建。”在这里，考证了元延祐志里也是写作“乾祐五年”，而嘉靖以后志都写了“乾祐三年”，这都是从成化志（《宁波郡志》）开始出错的。这个错误我们之前讨论明代的《宁波郡志》时也指出过。同治光绪《鄞县志》又纠正了一个长达400多年的错误，为编纂者的认真负责点赞。
之后记载有很大的跳跃性，元代只保留一句，然后直接过渡至清朝，主要是略过介绍天封塔的部分，避免重复，因此，如果研究的话需和天封塔的记载结合着看。
最后，是天封寺的更新，在嘉庆三年（1798年）因意外引起大火塔裸寺残后，道光二十年（1840年）重修大殿。看来，寺中除大殿外，其余部分未能修复，天封寺已逐渐进入衰亡期。
这里不得不提句，同治光绪《鄞县志》里的天封寺记载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无误的。
作个小结：清代关于天封塔天封寺的记载是最多的，光《鄞县志》就有四版，这其中首版康熙本犯了个大错，把“天封”名称的由来无端端地和唐武后的年号联系在了一起，同时末版同治光绪本却纠正了明成化《宁波郡志》中两个错误，把天封塔院的始建时间恢复为“乾祐五年”，并让僧子孴重回元代，不至让他一直穿越在明朝。另外，天封塔始建年号颠倒的错误一直没有得到考证，从元至清近600年时间一直沿续。

五、民国《鄞县通志》
顺叙的最后，我们回到了倒叙开始的《鄞县通志》
《鄞县通志》由张传保、赵家荪修，陈训正，马瀛纂。创修于民国22年（1933年），至民国26年（1937年）大体完成。自民国24年（1935年）起陆续付铅印，中因抗日战争一度停辍，民国37年（1948年）起复继续付印，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4月最终印竣。
《鄞县通志》里的天封寺介绍延续了同治光绪《鄞县志》的优秀基因，并发扬光大，记载准确详尽，基本涵盖了1935年前的整个历史，特摘抄一份，以飨同好。

“天封寺旧号天封塔院，汉乾祐五年（952年）建。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赐今额。建炎间毁于兵。绍兴十四年（1144年），守莫将重建。嘉定十三年（1220年），火废为民居。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有司例复。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修佛殿山门。雍正九年（1731年），巡道孙诏、知府曹秉仁命监生信尔玑等劝募重修。嘉庆三年（1798年），里人何天富募资修塔，将及工竣而毁，寺亦渐圮。道光二十年（1840年），重修大殿。咸丰后，寺产荡废殆尽，殿宇倒塌无几。民国元年（1911年），佛教会延竹溪主持陆续购进环寺余地，赎回寺产塔权，建造大雄宝殿大悲阁并两廊厢屋五十余楹。”
现在，我们再重新回过头来审视下《鄞县通志》里的天封塔记载，是不是会有更多一些了解。

从中可以得知，天封塔的记载是康熙《鄞县志》与同治光绪《鄞县志》两版本的结合。
其中第一句“唐武后天册万岁及万岁登封纪元时建，故得是名。”明显是在康熙本的基础上加以考证并修改，这在后面的小字备注中予以了说明，但是修纂者是在主观思想上肯定“天封”这个称呼必取自年号首尾的基础上才去加以考证，势必会出现差错，造成错上加错。
其实，修纂者估计对他的这个改动也非信心十足，所以留了一手，在备注时加了个“似”字。这个“似“字很重要，说明作者本人也不确定，提醒后人应该只作参考，或自己考证后再引用。
继续往下说，在参考了康熙《鄞县志》的第一句之后，《鄞县通志》天封塔的记载内容基本上都来自同治光绪《鄞县志》。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仅仅是内容相似，连独有的错误也相同，误把“泰定三年”写成了“泰定元年”，所以包括《鄞县通志》在内，所有记载“天封塔”的资料都是不完美的，而且都至少有两处疑点或错误。
最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寺僧又发起重修”是《鄞县通志》唯一更新。
作个小结：《鄞县通志》关于天封寺的资料是准确无误的，但天封塔的记载却是有瑕疵的。一个是考证不详细，另一个是延续了前古籍的错误。
侠客岛上最后一次会议
终于，本人手上的古籍资料贴图完毕，各位也看累了吧。细数罗列下：唐代有的《旧唐史》；宋代的有宝庆《四明志》；元代的有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明代的有《宁波郡志》（《成化志》）、《宁波府志》嘉靖刊本；明末清初的有《敬止录》；清代的有康熙《鄞县志》、《宁波府志》雍正乾隆刻本、《四明谈助》、咸丰《鄞县志》、同治光绪《鄞县志》；民国的有《鄞县通志》。
现在该作个人总结，谈谈本人看法了，非常具有爆炸性，可能会引来各种非议。
天封塔的现有官方介绍中，本人认为存在着两处错误、一处存疑。
再贴下引起争议的两处来源：元延祐《四明志》和清康熙《鄞县志》，对照着看讲起来比较方便。

错误一：“天封”得名取自年号首尾是错误的，甚至根本与年号无关。翻阅康熙《鄞县志》之前的古籍资料，再结合80年代的考古发现，可知即使塔如史料记载始建于唐武后通天登封时期，但那时塔称为“僧伽塔”，还未称“天封塔”。到了汉乾祐五年（952年）始建“天封塔院”，第一次出现“天封”的称呼，而院建于五代十国，自然不可能根据武则天的年号命名。至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重建时塔才首次称呼“天封塔”，一座崭新的宋塔更是不可能以前朝年号命名了。更大的可能就是参照当时的天封院取的名。
这个错误虽是由康熙《鄞县志》的编纂者闻性道造成的，但意外的是“天封”这个取号往年号首尾上靠的可不止他一个。他之前他之后都有人提出过，结果就是出现始建年代有四种说法的情况，这就引出了错误二。
错误二：天封塔的始建年代也都是错误的。天封塔的始建年代有四种说法（天监—乾封；乾封—通天；通天—登封；天册—登封），上面已提到过好几次，看上去齐刷刷地都是往“天封”两字上凑，真不知道在这件事上大家为什么都这么热情高涨。
其中，说法一和说法二直接PASS掉，因为历时时间太长，且有前人考证或查无出处，焦点集中在后两种。说法三“始于万岁通天讫于万岁登封”历史最悠长，自元代至清代一直是这种说法，虽然起讫时间跨度一年多，与建塔的时间期限可以吻合，但也是有明显错误的，年号顺序颠倒了，如果真是这个时期，正确的说法也应该是“始于万岁登封讫于万岁通天”；说法四出自《鄞县通志》也是现在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在意识到说法三里的年号反了的情况下自已修改而成的，本身自己也不是很确定。本人分析也觉得是不正确的，天册万岁（695年九月至腊月）至万岁登封（695年腊月至696年四月）纪元，只有短短的4个月，哪怕去掉“纪元”也只有8个月，在唐代是不太可能完成塔的建造的，更何况这还是在两个年号都算头算尾的情况下。最直接的对比就是唐长安大雁塔，最初建造只有五层，还历时两年才建成。
这个错误自元延祐《四明志》起至民国《鄞县通志》到如今一直存在，既然始建年代都存在着错误和错乱，那么反过来更可证明“天封塔”的得名和年号毫无关系。
两错误存在于同一句话中，如果把它们结合起来看，总给我一种感觉，仅仅是本人感觉，延祐志的编纂者总想把天封塔的名称弄出个所以然，更显传奇性，因此联想到唐武后年号，取首尾正合适，而且暗合“武则天”所封，没想到弄巧成拙，把年号搞反了；又或者是既要凑建造时间长短，又要凑年号，不得已把年号写反的。但他的创意非常诱人，以致于后人纷纷效仿，都往这条胡同里钻，流传久了，就变得假意真事了。
还有，前文提到唐塔的建造时限，这里就顺便讨论下塔的高度问题。元延祐《四明志》记载：“唐通天登封年间建僧伽塔，高十有八丈，以镇郡城。”这里的高度是有问题的。其实最早记录塔高的是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重建后宋僧宏智禅师正觉写的一篇记略里：“市郭之南，鄞江之上，有窣堵波，六面七层，高一十八丈，建炎寇燔俱尽。”这明显描写的是宋代佛塔的样子，自然高一十八丈的高度也是指宋塔的高度。联系延祐志里的高度后的“以镇郡城”四字更可以肯定这个高度不会是唐建僧伽塔的高度。而现在官方的介绍就很聪明了，只是说天封塔呈六边形，高十八丈。“天封塔”是南宋才有的称呼，那时自然是宋塔了，自然高度就是十八丈了，所以现在的介绍是正确的。
不过，这就引出来一个疑点：天封塔真的是始建于唐代吗？
唯一的证据就只是元延祐《四明志》的那句“唐通天登封年间建僧伽塔，高十有八丈，以镇郡城。”，可是这句话漏洞百出，年号顺序错，高度是后来宋塔的高度，唐武后时期明州更是还没有郡城，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天封塔是始建于唐呢？更何况，六志中比延祐志还早的宝庆《四明志》里明确记载了天封院的始建年代，但根本就没有记载僧伽塔的建造年代，比宝庆志再早的僧正觉记略里同样也没有，宋代的古籍资料里都没有的信息，元代的编纂者又是从何得知的呢？另外，80年代重建天封塔前后的考古挖掘也并没有找到唐代塔的任何遗迹，虽然大概率当初塔的位置有移动过，但按道理考古人员也会想到并去发掘，但事实上没有任何发现。
关于这个疑问，其实古人也曾提到过。现在天封塔最新的宣传折页上印有清代忻德荣的一首诗，其中第一句“巍然古塔影浮空，建自何年镇浙东。”就很清楚地告诉你不知道在哪年建造的，看来古人也不相信古籍中记录的天封塔始建年代。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之前1957年天封塔也曾有过维修，在塔顶部位发现了一座五代十国吴越国国君钱弘俶铸造的鎏金青铜塔，塔上铸有“乙卯岁记”（955年）的铭文。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实物见证，而且这个时间和“天封塔院”的始建是同一时期。
另外，晚清有一位美国人爱德华•邦斯•德鲁（EdwardBangs Drew）曾任中国海关宁波税务司，他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杜德维。在1876-1880年生活工作期间，拍摄了大量宁波建筑景观的旧貌，有八十八张收录在《杜德维相册》中，存放于哈佛大学图书馆。其中，有一张天封塔的照片，说明文字“Ancient pagoda in Ningpo,900 years old“明确写明了有900年历史的古塔，而在其它宁波建筑配图说明中都没有年份，它是独一份，因此，也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以此倒推900多年，只有五代十国和北宋，排除北宋（因为五代十国的天封塔院肯定以塔建院或与塔建院），就只能是五代十国了。
所以，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天封塔真的始建于唐代吗？或许始建于五代十国也未可知。
以上就是本人提出的二错一疑，当然官方基本上是不会认同的，我也没想求认同，只是想请民间的各位高手共同参研，希望能破解这千年之谜。也有可能对此你会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根本就没有争议，只是闲得慌来胡说八道。没关系，你就当这是天封塔史料记载历年表吧。

番外
六、《鄞县通志》之后的历史
天封寺的大雄宝殿在建国初期尚存。大概在1958年，该大殿被当时镇明区人民公社占用，后改造成镇明化纤厂，其他的楼房经过整理，辟出来成了宁波市灵塔小学。1972年，灵塔小学并入广济街小学，师生们也就离开此地。原教学用房划拨为宁波九中用房。直至九中搬迁至鄞州高教园区，这一地建筑由于城区改造被全部拆除。而今，天封寺已无丝毫遗迹，也很少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大概只存于宁波市档案馆或海曙区档案馆里了吧。
天封塔自嘉庆三年大火后，一直没有重修，仅余的塔身随着雨水的侵蚀，慢慢地就成了斜塔，1935年寺僧发起重修，请的只是一帮非专业的泥瓦匠，就外表美颜一番，无实质性修复，却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韵。
天封塔自民国二十四年重修后斜塔的本质并未实质性改变。1956年，天封塔遭“八一大台风”（Wanda温黛）袭击后倾斜加剧，摇摇欲坠，苟延残喘。
鉴于这种危险状况，1957年市政府拨专款抢修，这是解放后第一次修缮天封塔。维修工程以“不倒、牢固、省钱”为原则。修复时也末触及塔基，在每层壶门下面平座处，用钢筋打一个大钢箍，用模板包起来，大的空洞用砂石混凝土灌进去，小的空洞用砂石混凝土一层一层浇上去。塔身加固后，成了“变形金刚”，不伦不类，犹如“古塔穿了西装” ，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韵。因破坏了原貌，天封塔也由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下降到市级。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维修时塔顶部位发现了一座五代十国吴越国国君钱弘俶铸造的鎏金青铜舍利塔，塔上铸有“乙卯岁记”（955年）的铭文。
20世纪60年代初，天封塔的原管理机构宁波古物陈列所，改名为“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塔区正式对外开放，时门票为“两分”。
进入80年代后，天封塔的倾斜度仍在增加，塔壁开裂日趋加剧，到了台风季节，住在塔周围的群众纷纷写信给市政府要求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1982年，文物部门配合规划设计部门对天封塔基础进行了考古勘探，在塔第一层的中心部位发现了地宫建筑，获得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有1座较为完整的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银制宫殿建筑模型。

还有银塔、银香炉、银佛龛，铜、玉、石质的各种佛像，以及银饰和瓷器等文物共54种计140余件，另有历代钱币200余斤。部分出土遗物上有文字。

这其中浑银地宫殿和银塔最为珍贵。
浑银地宫殿是银制宫殿建筑模型，它是一座面阔三间、进深两间的单檐歇山顶建筑。据地宫出土石函函盖上的文字记录，这些都是由当时居住在都税务前界生姜桥西的赵允和他的妻子李氏四娘一家所捐造的，共捐造了浑银地宫、雕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西方三圣和阿难、迦叶共五尊像，又施舍了绢五匹。

这座宫殿模型与《营造法式》规定的制度相符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长江以南，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建筑制度，式样及其特点。对研究宋代建筑艺术和工艺美术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已收录于《中国文物精华图录》。

银塔就是宋时天封塔的等比例缩小版模型。

如今，这些珍贵的文物大部分藏于宁波博物馆。本人的浑银地宫殿的照片就拍摄于宁波博物馆。
1983年4月5日宁波市人民政府向省人民政府发出市政发（83）19号“关于宁波天封塔拆建问题的紧急请示”，省文管会也向省人民政府提出紧急报告。此后由国家文物局邀请了中央城乡建设环境保卫部总工程师和故宫博物院古建工程师等来宁波。他们深入现场，查看测试数据，回京后，他们向省文管会提议拆建。省文管会提出：1、天封塔大修前要有详细的测绘图和照片，做好地基勘察、钻探工作。测绘工作需抓紧进行。在测绘、设计、施工方案完成并经过审批后方可拆塔。2、天封塔大修以恢复1957年修理之前的样子为准等六点意见。省文化厅于1984年7月中旬正式批复，决定对天封塔进行落架大修。
1986年 至1987年，文物部门又对天封塔塔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塔基平面呈六边形，中心是地宫，基础结构从上而下大致可分为砖石基面、夯士基础和桩木结构三部分。塔基内出土遗物主要见有瓷器、钱币、瓦当、铭文砖等，其中的“绍兴甲子” 铭文砖、“绍兴通宝” 铜钱，以及1982年发现的塔基石函盖上“⋯⋯，大宋太岁甲子绍兴十四年三月戊辰十八日己巳赵允谨题” 铭文等与文献所记天封塔 “建炎间毁，绍兴十四年重建” 时代相一致，成为宋代重建天封塔的重要实物见证。

1989年12月，天封塔按宋塔风貌重建竣工。
重修时，把原来的塔刹（塔顶）拆了下来，就放在塔下公园的南侧。塔刹现保留有覆钵，为元代遗物，系元天历二年（1329年）造，下为覆莲有铭文铸：“大元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府中助缘造”，中为圆珠状宝匣，铸有捐资修缮者名录，上为仰莲钵，其余宝珠、承露（清代遗物）、相轮等已佚失。

围着塔又建了小小的天封公园。公园里，除了之前的塔刹外，2005年初还从不远处的城隍庙搬迁过来十来块石碑，其中三块立于塔刹旁。

其余的分布在塔的东西两侧，均为清晚期至民国时期。

北门正大门上牌匾“天封塔”三字为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于1985年元月书，门前一副楹联，上联“秀色四明远”为首届宁波文联主席徐季子撰，下联“洪波三水长”为浙江省书协篆刻创委会顾问，沙孟海的学生周节之书。

真正进塔的门在南面，门前另有一副楹联，上联“唐塔沧桑经千载”为原宁波诗社社长毛翼虎撰，下联“甬城面貌喜一新”为华良书。

2016年7月天封塔因屋面和部分部件破损较为严重，又偶有碎瓦片掉落，又进行了一翻修缮，并于年底前重新开放。

另外，塔的西面还有个小小的假山水池。2018年改造提升后，水池被填平，增添了四季花树。

2023年2月11日开展保养维护工程，暂停对外开放。

五个月后，于2023年7月17日恢复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