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与乾隆《鄞县志》的编纂  [复制]

钱大昕与乾隆《鄞县志》的编纂
(方宁)（宁波市史志研究中心）

摘要：清代乾嘉时期，许多考据学家参与到各地的志书编修当中，不仅提高了志书编纂的质量，而且进一步提升了地方志的学术价值。知名考据学家钱大昕便参与到乾隆《鄞县志》的纂修中，其“求真求实”“考证法”等治学理念和方法在该志的编纂过程中得到充分运用。乾隆《鄞县志》也被后世称为一部“考证严密、体例鲜明”的地方志佳构。

关键词：考据学 钱大昕 地方志书

清代，全国方志编纂进入一个繁盛期。由于清王朝在提倡修志的同时设置严密文网，实行文化专制，学者不敢私自修史，于是编修志书蔚然成风，大批著名学者参与了各地的修志工作。修志学者中影响最大的有两派，即地理派和历史派。地理派又称考据派，是编修地方志的一股重要力量。一些考据派学者曾参与到宁波地方志书的编修当中，其中就有乾隆时期著名的考据学家钱大昕。

钱大昕生平


钱大昕（1725-1804），字晓征，江苏嘉定（现为上海市嘉定区）人，从学于曹桂芳，因喜“古学”，不尚时文，乡试屡不中。乾隆十六年（1751）被召试赐举人。乾隆十九年（1754）会试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又擢为翰林院侍讲学士。曾官任右春坊右赞善、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

大昕自幼聪慧，喜好读书。当时阮元和惠栋、吴江沈彤以经术著称，其学求之《十三经注疏》，又求之唐以前子、史、小学。大昕推而广之，错综贯串，发古人所未发。同样，对于中、西天文历法，他也能够剖析无疑，多有发明。他一开始以辞章著名，后来才研精经、史，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曾参与《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的编修。所著有《唐石经考异》一卷、《经典文字考异》一卷、《声类》四卷、《廿二史考异》一百卷、《通鉴注辨证》三卷、《四史朔闰考》四卷、《潜揅堂金石文跋尾》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受同乡鄞县知县钱维乔之邀，参与纂修《鄞县志》，缜密考证，亲撰《鄞县志辩证》若干条。他主张修志应“据事直书，是非自现”，并认为“但使记事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别为褒贬之词”，坚守“求实求真”的学术原则。钱大昕参与纂修的《鄞县志》，对旧志多所考辨，为清代方志之佳构。

二、乾隆《鄞县志》的编纂特色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也可称为考证学、经学、朴学或汉学。早在汉代，这种考经证史的方法就被学者们在经学研究中广泛运用，只不过乾嘉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客观而精密的研究方法。地方志书在古代被列为地理类书籍，这本身就在乾嘉考据学研究范围之内，地方志的编纂过程也是对前志校勘辨误的过程。所以，地方志的编纂与考据学的发展紧密相关。乾嘉学派学者在清代地方志书编纂中充分运用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经据典，无证不信；一是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的运用。

乾隆五十二年（1787），作为乾嘉学派代表学者之一的钱大昕，受邀参与《鄞县志》的编修工作，他“与邑中硕学搜罗考订，冗者汰之，缺者补之，伪者正之”，最终编出一部体例鲜明、内容翔实、考证严密的地方志书。乾隆《鄞县志》与同时代编纂的其他志书相比，有以下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其一，引文均注明出处。这部志书渗透着钱大昕等人的“求真求实”的治学理念，内容均“言出有据”，多加征引经典、专著、旧志，并对引用的材料皆注明出处，其中不明或存疑之处则细加考证，力求真实。该志的《凡例》中提到：

志中取材或据历代正史，或采地理书，或引旧志，或名公诗文集，或稗官小说，或家传志状，俱仿《咸淳临安志》之例，于各条下注出书名，庶无攘善之嫌，亦无杜撰之诮，或略加檃栝，则曰据，或曰采，或曰参用，要无失乎古人之本意也。公署、赋税、户口、兵制诸门，皆据公文、案牍，亦于各条之下注明某衙门来文、某科档册，以凭征信。


其二，非常注意选材的真实性。志书在征引材料时，细加甄辨，非常注重其真实性、可靠性，所以材料更多地采用旧志、正史、官府档案等官方材料，而较少采用家传等私人撰述。该志《凡例》中言：


……后人不信旧志而好采家传，乍阅之，风节矫然，徐考之，了无实据，假冒官资，造作故事以子虚亡是之言，欲令千秋尸祝，人心风俗之媮莫此为甚，成化、嘉靖志所补宋人传多坐此病。今稍汰其太甚者，而于辨证中详言之。若旧缺而今增，则必引据史传及名人撰述、文集信而可征者，不敢徇一家之私乘以滋后世之惑也。


编者认为家传容易造假，缺乏真凭实据，对它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在增补内容时，很少采用家传，而是选择史传和名人著述、文集等信而可征的材料。

其三，注重对材料的考证。在乾隆《鄞县志》各卷中，编者广泛使用考据学治学方法，对引用的原文细加考证，辨伪存真。即使对于一些可信度比较高的正史、地理书、旧志等材料的内容，也不是一味地抄袭原文，而是对其辨别甄选后才加以采用。对于旧志等内容的考证辨伪均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列在原文之后，光绪《鄞县志》亦遵此例。对旧志内容的存疑之处，主要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考证求实，以解疑惑。如：


车茂安言秦始皇留鄮县三十余日，则鄮立县由秦来旧矣（延佑《四明志》）。案：始皇留鄮县语见《陆士龙与车茂安书》，非茂安语，《延佑志》偶误。

鄞以堇得名，加邑为鄞，鄮，易也，亦加邑焉。《舆地志》曰：“邑人以其海中物产于山下贸易，因名鄮县。”（《延佑志》）。案：今县名虽因于汉，然汉之鄞城在今奉化境内，而古鄮城乃在县东三十里。《府志》“沿革”以鄮属本县，鄞属奉化，句章属慈溪，但据故城所在言之。其实今县境兼有汉鄞、鄮、句章之地，县之东乡为鄮地，南乡为鄞地，西乡为句章地，未可专举一县，兹遵《皇舆表》更正之。

是年移鄮治于三江口（《曹志》）。案：《乾道图经》云：“大历六年（771）三月，海寇袁晁作乱于翁山，而鄮县久弗能复，乃移治鄞，鄞东取鄮城财三十里，此鄮县徙治今城之始也。”今考《通鉴》，代宗宝应元年（762）十月，袁晁陷明州。广德元年（763）四月，李光弼奏擒袁晁，浙东皆平。又阅四年，始改元大历，大历六年（771）据晁就擒已逾十载矣。鄮为附郭之县，岂有久未能复之理，《图经》所言殆非其实矣。当时县治之移，实以三江口据江海之冲，为善后之备，非因故城未复而别立治也。诸志皆踵《图经》之伪，兹特援正史矫正之。

大皎山、小皎山，在县西七十里，即二韭山……（《四明山志》）。案：旧志不载二韭之名，今考沈明臣《游四明山游记》云：“小皎，村尽表石界余姚。”又云：“蒜坑，东山之阳，即大皎，鄞属也，则大、小皎为鄞境无疑。”

另一种是附之待考。有些内容仅有一条孤证（记载仅见一处）或者语焉不详，暂时无法得到确切考证，仍将其列出，等待以后再证实。如：


鸡鸣山，在鄮县。山有石井，上有铜瓶，着石有大石鸡，云从浮梁上飞来，今犹应扶桑晓（《十道四番志》）。案：鸡鸣山今不详何地，姑附此。若旧志谓境内无此山，即削之，则岂以现今樵夫牧竖所指名者为足据耶？

灵山，《郡国志》云：“山有石鼓临涧，若鸣则野稚翔鸣，故曰灵山。”（《太平寰宇记》）案：灵山今不详何地，姑附县东山之末。

动石山，在鄞县境。山有竖石，高五六丈，下有小石支之。暴风雨则自动，行于山者闻隆隆作声（《太平寰宇记》）。案：《寰宇记》不详方里所在，今从《明会典》次响岩山后。

梅园山，东浙碑材不能得，太湖石次之，梅园质颇近腻。今石孔久闭，佳者亦不易求矣（《四明山志》）。案：梅园山亦未详方里所在，姑附此。

鸡笼山、烽火楼，皆取形象以名，皆四明山之支派也（《宝庆志》）。案：诸山皆旧志所列，今不能确指道里远近，姑附之。

圣公山，县西四十里（《嘉靖志》）；圣公岭，在县西七十里。壁立千仞，其中石室虚明，相传朱彦诚尝遇仙于此（《明一统志》）。案：圣公岭与圣公山同名而相去至三十里之远，当非一处，或四字讹七歟，姑附此俟考。


对旧志比较明显的谬伪之处则予以纠正，主要涉及到内容、文字和读音等辨析纠错。


瞻崎岭，县东六十里，在福泉山北。瞻见崎头海岸，因名（《闻志》）。案：瞻崎，《府志》俱作嶦崎，误。

厉山，县南五十里。顶有石，击之作?鼕声。并山而居者多吴姓，故称厉山吴（《嘉靖志》）。案：厉山，《宝庆志》列在县东三十里，误。

稠岭，县西三十五里。明嘉靖间海道副使李文进命于此设寨，至三十八年（1559）三月内倭奴从此入林村（《闻志》）。县西有稠岭接慈溪县界（《方舆纪要》）。案：《曹志》稠作鹫，土音相近而伪。


乾隆《鄞县志》中列在原文之后的编者按语，有考证辨析之辞，亦有补充解释之语，还有主观评论之言。通览全志，我们发现，按语大部分内容为纠错辨讹的考证之辞。按语犹如考据学家对于经书所作的注疏，这是考据学方法在该志中广泛使用的直接证明，也是本志的鲜明特点之一。

其四，列出“金石”一门。金石是考据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对金石的收录和整理，不仅可以开创志书资料搜集新渠道，而且可以进一步拓展和延伸考据学的治学范围。据该志《凡例》所言：

罗端良《新安志》曾立“金石”一门。明州故有刺史裴儆、王密二碑，出于李阳冰篆，又有韩择木开元寺碑、柳公权金刚经，今皆不复存存矣，兹据其见存者考而录之。宋元以前断碑只字悉著于录，明碑则择其文字之佳者。


卷二十三《金石》的概言又云：


郦道元《水经注》多叙汉魏碑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亦录晋祠铭，舆地之书兼及金石，自昔然矣。鄞之碑刻见于赵明诚、王象之所录者，有李阳冰、韩择木、徐季海、柳公权诸迹，久失其传。即赵雪松观帖向在郡斋，今亦无有存者。云烟过眼，不独书画真迹为然也。兹据其见存者，唐、宋、元凡五十余通录其全文，以备参考，明碑八十余通，时代未久，但存其目而已。古碑虽失传，仍附见名目于卷末。因旧刻之沦亡，益知今所存者之当宝贵也。


《金石》这一卷，将唐、宋、元、明时期境域范围内所有的碑刻资料收录其中，共收录130多通，有的收录全文，有的只存其目。该志还利用金石资料考证旧志内容，纠正错误，如卷十一《名宦》内有一例：

阿殷图，字嗣昌，蒙古人。……（《嘉靖志》）。案：《嘉靖志》殷作般，今据石刻校正。


其五，专设“辩证 旧志源流”一卷。《辩证》中列出文种非鄞人、甬桥非甬水桥、王修非鄮令、唐有两徐浩、孔戣奏罢海味、张知白、王鄞江墓志不足信、汪氏三世官位不足信、陈瓘摄倅明州、朱文公未尝至鄞、陈德刚事不可信、陈著、王厚斋生卒年月、郑珞、奉化郡、观文府、管公明墓、王次翁墓、大观图经、娄寅亮上疏年月、袁桷上王深宁书、王罃奏从祀事、蒋晓非蒋猷曾孙、丰寅初、王鄞、贺知章朝英集、陈曦、陈槩、小江湖非西湖等条目，《旧志源流》中记载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成化《四明郡志》、《宁波府简要志》、嘉靖《宁波府志》、康熙《宁波府志》、康熙《重修宁波府志》、康熙《鄞县志》、雍正《宁波府志》的卷数、编纂者、序文等。序文的内容主要包括成书之原委、修志之必要、志书之功能等。专设此卷，对前志舛误之处进行集中考证，释其疑惑，辨其正误，又溯其源流，理清志书编纂的发展脉络。“追本溯源、订伪纠谬”正是考据学最主要的治学方法。

乾隆《鄞县志》的学术价值
今人曹锦炎对乾隆《鄞县志》编纂过程、主要内容以及学术价值有个提要性的介绍：乾隆《鄞县志》三十卷、首一卷。（清）钱维乔修，钱大昕等纂。是志创修于乾隆五十年（1785），五十二年（1787）告成，翌年刊行。是志取材或据历代正史，或采地理书，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之类，或引旧志如《乾隆图经》《宝庆四明志》之类，或名公诗文集，或稗官小说，或家传志状，体例仿《咸淳临安志》，于各条下注出书名。公署、赋税、户口、兵制诸门，皆据公文案牍，也于各条之下注明某衙门来文、某科档册，以凭证信。是志所述水利较前志为详。卷三十有辩证，对旧志源流作详细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