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是年底，接父亲回来过年的日子近了。
父亲住在山里，越老越不愿离开，似乎在熟悉的环境里，连呼吸也畅快。每逢过年时候，他才肯跟我进城，心里却还放不下什么似的。恰巧连续两年赶上疫情，他在我家高楼上“关”着，没几天就憋得慌，一个劲念叨着山里的老伙伴们。
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大半辈子生活在山里，十多年前在熟人推荐下做护陵员，直至2019年奶奶去世，他才卸下最后的差事，回到四明山区的老家。他身体还算健朗，眼睛一直不大好，没个亲人在身边照顾，很不让人放心。幸好我们村有政府办的敬老院肯接纳，一日三餐以及住宿有专人照料，朝夕相伴全是知根知底的老熟人，还有我的小学老师时刻关照着。父亲觉得满意，我也放心，省去很多后顾之忧。
去敬老院前，我与父亲有过“约法三章”。第一条，不准再上山干活。父亲是闲不住的人，自我记事起总见他一年四季不知疲倦地忙碌操劳，如今人到老年，我怕他上山因眼睛不便出现闪失。第二条，不跟别人争论。忠厚老实的父亲，脾气固执，性格耿直，说话直来直去不懂拐弯，常容易得罪人。而且他略能识文断字，比一般村夫多些书面知识，动不动要纠正别人“口误”，使人觉得他“话不投机”，不愿与之交谈。第三，不要省钱。父亲一辈子勤俭节约，对自己能省则省，从不讲究吃穿。早年送我外出求学，把生活费塞给我后，自己则躲角落里偷偷啃烧饼。至今亦如此，给他买的新衣衫老舍不得穿，放箱柜被老鼠糟蹋，倒喜欢穿我换下的旧衣裤。我提这三条，无非希望他保重身体，和睦同伴，合理享受。
我现今唯一能做的，尽量抽空去看他，或者把他接来住一阵子，陪他看看红色老电影，聊聊四明山的革命故事，抑或一起喝点小酒，说说村里的人事变迁。
说实话，我和母亲很亲昵，跟父亲一度有隔阂，有抵触，小时候甚至有点“嫌”他，不喜欢他的粗枝大叶，反对他“吃亏是福”的教条，不满他默默忍耐、逆来顺受的窝囊个性，也曾对他不能给我带来“荣耀”而失望。当然，厌烦父亲最大原因，在于他逼迫我干农活，似乎见不得我闲，让我打小就干起摘茶叶、挖笋、割猪草、挑稻草、搓扫帚丝、烤扫帚柄等各类杂活。他撵我干活的理由，居然为了使我体验“吃苦”，他说“小时苦不算苦，老了苦是真苦”，非要我“小来晓得生活苦，大了不会走邪路”。
我同他吵过，也用过激的语言刺他。早年我们山里造房子，建筑材料全靠肩扛背驮。父亲体力好，干活卖力，经常被人叫去帮忙，即便如此，却并不受到尊重，很多人背后埋汰他“傻”。比如家里搞副业，在缚扫帚、编畚箕时，父亲选用上好的料，精工细作，从不以次充好，反遭一些同行嘲笑。处在青春叛逆期的我有时因此跟他吵嘴。父亲说：“做人还是忠厚一点好。”我毫不留情回怼：“忠厚有什么用，鲁迅先生说过，忠厚就是无用！”气得他噎住，操起门栓来追打。
记得我念初中时，我们山里的住宿生每学期要向学校食堂上交一担木柴。有一回父亲挑了一担柴翻山越岭来学校。别人的父亲上学校，只需窗口望一眼，就能准确无误找到自家孩子，然后喊出去交代事情。我父亲到了学校，穿了一身破旧衣服，一间一间挨着询问，我明明坐在教室上课，他趴在窗口东张西望，敲着玻璃兀自问老师，“我儿子在不在”，惹得全班大笑。让我觉得非常丢脸。
但真正改变对父亲的态度，是后来我蛰居老家潜心自学那几年，他默默支持我，用辛苦积攒的钱为我四处求学“铺路”。虽然他和母亲一样变得默默寡欢，有时听了别人的闲言碎语，半夜里直唉声叹气，但对我的资助始终一如既往，无怨无悔。有一阵我受寒感冒，父亲极为焦虑，当得知田埂有一种药草可能有效，便提上锄头不顾凛冽寒风急匆匆去各处田沟寻找，下午回来时胶鞋、裤腿湿糊糊一片，结着冰渣，瑟瑟发抖。他走进厨房倒了热水清洗，我正好看见他满是蚯蚓一样盘绕着的静脉曲张的腿，眼泪忍不住流下来。念着他一心一意对我的好，我心里涌起愧疚。尤其当我也同样成为别人的“父亲”后，对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有了将心比心的理解，觉得他特别不容易。其实，世上的父母像一本书，每页写满对子女掏心掏肺的爱，只是我们有时候因他们表达方式不同而误读；等真正读懂之后，要么他们已然老去，要么我们已为人父母。
去年中秋节，父亲带我去看老房子。他背着手踱行溪边石埠，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微驼的背影，想起了小时候骑在他肩头、趴在他背上的情景，那时他多么强壮，多么挺拔，像一座伟岸的山，但经过这半个多世纪的肩挑背扛、摔爬滚打，他已变得如此苍老，如同一棵衰朽的老树，正渐渐失去生机。当时我忽然想对他说句埋在心里的话，请他原谅我曾经的年少轻狂，更感谢他对我的养育之恩，可怎么也开不了口。
有道是“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亲在，我便还是个孩子，在山里还有一个家，还有一份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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