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如果提起“银楼”一词，一般人都会想起上海“老凤祥”、南京“宝庆”等品牌。事实上从清末开始中国银楼业大盛，除华南要埠广州、香港以外，其他各地银楼业几乎为浙江人垄断，尤以“宁波帮”居主导地位。据1932年统计，宁波市区共有大小银楼24家。在这其中，“方聚元”就是宁波代表银楼之一。 在“宁波档案”微信公众号2月16日发布的推文中，有不少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拍摄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方聚元”的商铺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是黑白照片，但也足以看出铺面的景象。“方聚元”当年开在宁波郡城东渡门内第一道公墙的东大街上，交通便捷，地段热闹，坐北朝南，三开间梅园石门面，三大进楼房，极有气派。
20世纪初的“方聚元”银楼 恩斯特・柏石曼 摄
宁波，曾是全国银楼业的后方根据地。清末民初，曾先后涌现出“方聚元”“凤宝”“方九霞”“行远”“紫金”“新凤祥”“老凤祥”“新宝成”“天宝成”等十余家规模大、影响力强的银楼。在这其中，“方聚元”“凤宝”“方九霞”“行远”“紫金”皆为镇海西乡柏墅方的方氏家族产业。其中“方聚元”和“凤宝”两家，前者在东渡门内，后者在东渡门外，更是整个行业内的翘楚。但是像这样的豪门大户也有自己的烦恼。由于人口众多加上生活奢靡，原先的家底早已被掏掉不少，幸好家族内出现一位有能力的人物，她就是方盛氏。 在资料中并未查到方盛氏的具体姓名，只知道她出生于镇海旅沪巨商盛家，之后嫁入方家，所以在当时被称为“方盛氏”。光绪末年（1908年），方氏遭家道之变。万不得已之下，掌店方盛氏选择了“壮士断腕”，忍痛卖掉了旗下产业“凤宝”，竭力经营“方聚元”。
“方聚元”的金戒指 来源：网络
单纯的出售旗下产业并不能改变根本问题。为此，精明强干的方盛氏果断开始改革，她推出了两项重要举措。其一，她改家族式专营为入股式联营。邀请了上海银楼业大同行公所总董、南京路“方九霞成记”银楼经理桂增元与上海某银楼资深职员裘清甫联合入股，共同签订了合伙议单，共集资三万两千余银元，解决了银楼运营资金短缺的状况；其二，拉了裘清甫入股后，辞退了原来业绩平庸的经理，聘请了裘清甫为经理。裘清甫的能力很强，又吃苦耐劳、勇于任事，只是因为秉性耿直，所以在上海时颇受人排挤。方盛氏慧眼识人，授以全权负责店务之职。
“方聚元”在报纸上的广告 来源：1946年10月1日《慈溪报》
裘清甫时年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确定了几条经营原则。第一，专心于金银饰品的制作，精益求精以求顾客口碑，不炒作黄金。当时不少银楼利于黄金市场上金价的起伏做投机生意，获利丰厚但风险极大。裘清甫认为，像“方聚元”这样的老字号，做好本职才是正道；第二，储备资金，广开财源，扩大黄金储备，充实流动资金，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第三，始终坚持一切以顾客需求至上，和气生财，狠抓店内服务，亲自坐镇店内为客户答疑解惑。这样的服务理念即使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在方盛氏大刀阔斧的改革与裘清甫的精心管理下，“方聚元”银楼店的业务蒸蒸日上。对外信誉增强，对内人心安定，一派中兴气象，成为当时宁波银楼业界执牛耳者。 也许不少人会有疑惑，今天看到的许多仍存世的“方聚元”银楼的产品以金饰居多，而银饰较少。这是因为从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受社会奢靡风气和西方文化的影响，金银行业出现了金贵银贱的市场趋势。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方聚元”调整了经营方向，改“银楼”为“金楼”，店内销售的金银制品比例调整为9:1。在技艺上大力发展时式镶嵌业务，派人去上海学习流行的制品技艺。
“方聚元”金饰来源：网络
在黄金的品质方面，“方聚元”一直让人很放心。店里一直以“足金立品、诚信立市”为经营宗旨。当时上海银楼业大同行有规定，含金量达到99.3%即为“足赤”。但是要达到这个标准很多时候非常困难，即使是老师傅操刀，也难保证百分百不出偏差。为此，“方聚元”改良技艺，率先引入西方“硫酸提炼法”。因为这项技艺较为复杂，之后为了保证质量，放弃自行炼金，把浑金带往上海，交给正规冶金厂加工代为炼制。所以，“方聚元”店内出手的足赤金货完全达标，不会出现打折扣的现象。 前面提到过，“方聚元”在经营中取得“中兴”成就的核心人物是方盛氏和裘清甫。尤其是方盛氏，她依靠自己的能力和用人之道保证了这家银楼的平稳运作。但自从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强人去世后，家族中的各位小老板们开始步上挥霍无度，亏空巨款之路，这家老店开始变得外强中干。对此，裘清甫尽管毫不含糊，要给这些亏空计算年利息一分，但并不能制止他们继续伸手要钱。亏空加利息，越滚越大。后来，在经理向股东一再催讨欠款之下，方家三房不得已于1923年前后把两股股份以原本的股价翻一番价格出让，蚌埠老凤祥银楼经理桂安卿和本店经理裘清甫各得—股。这样，裘清甫进一步大权独揽。但是，也为之后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方聚元”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 来源：1943年10月25日《时事公报》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局势的暂时稳定，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侵占中国市场，掠夺中国资源，上海金价步步回升，宁波银楼业生意渐渐清淡，“方九霞”“新凤祥”“新宝成”等相继歇业。到了30年代，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加之国内时局动荡，影响到了各行各业。当时上海金价一再蹿升，民生萧条，百业凋敝。宁波银楼业举步维艰，“方行远”“方资金”的景况颇感困难，“方聚元”幸有裘清甫经营有方，仍能保持盈利，但也已是苦苦支撑。
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后颁行的法币 来源：网络
到了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实行“废两改元”，颁行法币，收兑全国银元，使金价暴涨，银楼业受到巨大影响。1936年，当局策划“方聚元”“凤宝”“天宝成”“老凤祥”“方行远”“方紫金”这六家银楼共同设立了联合收金处，名义上是让这几家银楼投靠宁波中央银行，替该行收购宁波地区的民间黄金，以赚取银行佣金，实则是想让银楼将库存金货兑换成法币。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但当时“方聚元”的股东，有的少不更事，有的老而无用，居然都没有看清此中玄机。当年的“聪明人”裘清甫此时早已年迈力衰，心有不逮，也无奈将店内全部存金一千余两拱手兑给该行。随着通货膨胀，法币疯狂贬值，宁波银楼业最终集体关门收场，“方聚元”也未能幸免。不过以“方聚元”为首成立的宁波联合收金处的组织形式一直持续到抗战初期，堪称中国银楼业史上的特殊一页，对以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留下了极具意义的深远影响。 虽然“方聚元”银楼距今已经消失了半个多世纪，但在不少老一辈宁波人的心中它仍是宁波银楼业的代名词。曾经的“方聚元”，在宁波商业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浙公网安备：330200020010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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