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偶然间看到《上海记忆，看得我泪流满面》一文，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人工资收入与市场供应。好奇之下自己截取了八十年代中期“三转一响”等商品的价格图。“三转一响”，曾是民间对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与收音机的简称。当年不少工业品，大多凭工业券购买。
1980年代上海市一些工业品的价格 来源：“头号人物”公众号
据档案记载，1981年，宁波市对缝纫机等商品停止收取工业券，同时停发临时购货券，已发的购货券一律作废。那么什么是工业券？什么是购货券？二者的关系如何？既然有停发，那么始发于哪一年？这里将带大家穿越时空，来看半个世纪前宁波市的工业券发放以及凭工业券购买的商品。
发放于1977年11月的工业券，此为宁波市最后一款 罗乐遥 摄
工业券，老宁波人叫选购票，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发行的一类购买工业品的票证。由于发放既无固定年月，又无固定数量，工业券被称作临时购货券。
称作临时购货券而发放的一种工业券样式罗乐遥 摄
曾经见过“宁波市购货券”这种工业券，母亲存放在长方形木盒里。家里的这只木盒专门用来存放票证，比如粮票、油票、布票、棉花票。购货卡民间称生活卡，因常用而存放于碗橱抽屉里。母亲积攒的一叠工业券，准备买“三转一响”的大件，还有脸盆、锅子一类的生活用品。这只白木没有上漆的木盒，关系着一家人的吃喝穿戴，维系着全家人的幸福生活。 母亲有句“生囡先拨被”（意为“女儿出嫁时，父母要买被子送女儿”）的方言口头禅。她生了三个女儿，平时除了忙于生计外，最操心也是最开心的就是张罗女儿们的嫁妆，比如买毛线或被褥等。买来毛线，织成花花色色的毛线衫，是女儿们上学读书或出门作客的“时装”。那时候人们的穿着多是蓝色或灰色，小姑娘很少穿花衣裳。这时候或黄或绿或红的毛线衫就好比灰蓝海洋里的彩色船帆，鲜艳醒目。当年的嫁妆，家庭富裕的人家嫁女儿嫁“三转一响”，一般人家嫁大件中的其中之一二，比如手表或缝纫机。即使经济窘迫的人家也要嫁被头，只是数量多少而言。嫁妆被头中的被面、被夹里、被花絮都要凭票凭券购买。曾经的被面有棉布或绸缎两种，棉布的要凭布票，绸缎的则凭工业券。
凭工业券供应纺织品 来源：宁波市档案馆
1977年调整收券标准后，一条软缎被面仍收两张工业券，一条毛葛被面收一张。母亲所说的“生囡先拨被”，积攒票或券是其中之一。如今与母亲谈起工业券，年过八旬的她不假思索地说：“那是选购票，当时最开心的就是用选购票买毛线与被面，花花绿绿多少好看。那时商店东西也太少，连买只假领头都要收券，只好自家做，如果要买做假领头的缝纫机，那选购票要好几十张。”母亲至今还记得凭票凭券所买的商品，却想不起工业券是怎么发放，每人发多少的有关问题。 曾将工业券相关问题通过微信询问不同年龄的亲朋好友，年轻的不是想不起，就是直接答复不了解；60年代初出生的或年长的老人，大多与母亲一样有记忆，能说出五花八门的工业券。被发小戏称大神级别的朱同学留言称， 当时的券是连在一起印刷的，有棉花票、布票和工业券等，每年数量不等。可能1973年的棉花票是三张，工业券一张，到1977年又变了，需要的工业券又多了。1978年，我到上海读书，棉花票送给同学凑起来买被子，工业券凑起来买缝纫机。另外一位宋同学留言称，自己对工业券印象不深，倒是分配的单位(甬江印刷厂)有印刷宁波的所有票据。宋同学还说了她所见的一细节，印这些票据是专门几台印刷机印的，一个人印还有一个人校对。 而在年纪稍大些的一收藏家协会会员群，有的上传收藏的工业券图片，有的私聊与工业券交集的故事，罗先生结婚前买手表的故事颇显时代特征。今年75岁的罗先生为家中长子，与弟妹三人是农村居民户，全家人吃的米饭凭发放的购粮证到当地粮站买米。他于1975年春节结婚，在1973与1974年间，买了只17钻全钢防水的英纳格手表，价格大约在170元-180元，还要10张工业券。自家有几张，又问亲戚借几张，拼拼凑凑才弄到8张工业券，没办法只好花了二元钞票，再到黑市买了二张。罗先生时为裘市电影队放映员，月工资才三十几元钱，而一张工业券却要一元。一元钞票在当时是大钱，要知道那时候朋友结婚送人情，一般送二元钱，用红纸包。
当年的手表修理发票 罗乐召 摄
比罗先生年长两岁的张先生，还记得读高中时的每月定粮31市斤，而对发放工业券印象近乎空白。他曾在网上看到工业券，价格还便宜，感到有点新鲜感，随随便便买了几张工业券，用来收藏。
1966年选购票与1972年购货券 张介人 摄
工业券，连名都没听说的，大多是1965年以后出生的人群，比如70或80年代出生的中年人。而60年代出生或此前出生的人群，或多或少有些记忆，有的还有故事。即使没有故事的那代人，还能回忆起用工业券购买自行车之类大件时，由亲朋或邻里之间的互相借用和调济等细节，饶有趣味的是被访者，无论是对工业券有印象还是与之有交集，且烙下故事记忆的被访者，都说不出发放工业券的来龙去脉。 老宁波人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之说，那么档案中的文字是怎么记录的呢，宁波工业券与网上所载的一样吗？根据档案显示，宁波工业品凭票证的时间虽与网络所载的同为1961年，但宁波这年所发的却是“选购商品定额购货证”，翌年才改发选购票。1967年取消选购票，1968年又改发临时购货券……这样历时廿年，直至1981年发文明确停发，这是宁波发放工业券的简史。事实上，相关来龙去脉还得从1961年说起。 1961年，为稳定城市人民生活，市商业部门对日常生活必需商品，采取三种供应方法；对日用工业品，采取五种供应办法（以下简以“三生五工”办法而记）。“三生五工”供应办法具体如下： 一生，对食油、卷烟、酒、食糖、糕饼等五种商品，实行凭票不定点供应，城镇居民可持票在任一商店购买； 二生，对粮食、蔬菜、水产、素食、大酱、乳腐、酱油、米醋、枝柴九种商品，市区人口可以凭证向指定的粮站、菜场、烟什商店、薪炭商店购买规定数量的商品； 二工，对火柴、卫生纸等，凭工业品购货证，向有关商店购买； 三工，对热水瓶、电池、搪瓷口杯、菜刀、手帕、药酒、棕棚等，采取凭证限购供应办法； 四工，对于布袜、围巾、袜套、鞋垫、剪刀、玻璃杯等日常需要而消费对象又较普遍的工业品，采取凭证限购供应办法； 五工，对于手表、自行车等日常需要而消费对象不很普遍的商品采取临时民生发票供应的办法，其余日用工业品继续实行自由选购。 “三生五工”供应办法，开启了宁波市场供应的票证时代。根据同年对外宣传档案的记载，毛线、脸盆、茶杯、热水瓶、衣箱、电池等十七种商品，属于不易凭证定量或凭票定量而供应又很紧张的工业商品，因而发给居民的工业品购货证，时称“选购商品定额购货证”，此为宁波工业券的雏形。 翌年年初，宁波与杭州、绍兴被省商业厅、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定为“零存整取有奖储蓄奖金增发商品选购券优待供应商品的试点城市”。同年1月，市商业局、市供销社、市人民银行联合发文，提出了“对有奖储蓄奖金优待供应的商品采用与按劳分配的‘选购商品定额购货证’相同办法供应”。如今再看当年的举措，主要是为了鼓励市民节俭度日，将节余的钱存放银行，而银行实施抽奖，将奖金按奖额的50%（此为首次奖励比例，后有变动）发给“选购商品定额购货票”。可能当年的印象太深，不少老宁波人总将工业券称作选购票，而选购票实际上是“选购商品定额购货票”的简称。
1962年选购商品品名及收取标准 来源：宁波市档案馆
在鼓励居民参与储蓄奖发选购票之时，市有关部门又发放了二次选购票，是按照网络所载的按工资比例发放的形式，具体时间是在1962年的上半年与下半年，上半年发放比例为10%，下半年调整为5%。根据档案记载，下半年的发放对象分三种情况，一是职工与劳动者按月工资收入每月发5%；二是照顾对象，居民、大学生、宗教界人士每人每月发一元；三是奖励对象，即银行储户按有关文件执行。时为当年的7月26日。这份发放档案还记载，上半年发出352万元，1-5月回收239万元。上半年发放的票样为票证式，因剪角无效再粘贴操作繁琐，下半年改为钞票式，票面有半分、一分、二分、五分、十分五种，以一当十使用。这年宁波还出台《选购票管理试行办法》。此后，参照1962年下半年发放选购票的模式，连续发放5年，具体发放办法与发放对象等参见表格。
本表根据工业券有关档案汇制；发给奖励对象选购票等内容略
1967年初，一部分农民代表到省商业厅反映凭选购票购买商品的意见。省厅听取农民呼声，当即下发《关于取消凭购货券购买商品办法的通知》，宁波随之发文提出除草席、茶叶改为凭证供应外，其余商品均开放供应。1968年初，市商业局批准市百货公司《关于销毁新旧选购票和居民购货证、工业品购货证的请示》。根据请示报告所附票证清单显示，这次销毁的定额购货证选购票结存2100655.28元；钞票式与五联式选购票结存14873548分半；新小型钞票式选购票结存3560531分；回收新选购票1468957分，回收老选购票26600719分，工业品购货证结存39231本。由此，宁波初期所发工业券，有工业品购货证与选购票两种，选购票又分钞票式与票证式两种式样。
《关于要求取消凭选购票购买商品办法的报告》 来源：宁波市档案馆
同年8月30日，商业部门下发《关于钟表等十种商品实行凭临时购货券供应的通知》，通知明确的十种商品为钟表、缝纫机、自行车、尼龙袜、毛线(包括毛线衫及毛线背心)、桑蚕丝锦、化纤织物(免收布票的部分人造棉、人造毛积物及服装)、丝绸(部分)、丝绸被面(部分)、塑料凉鞋(部分)及泡沫拖鞋。此通知同时提出发券对象、数量及办法，即本市有常住户口的城乡居民每人发给临时购货券4张，实行一次发放，这年8月31日以后出生的和迁入户口的不再补发。临时购货券自1968年9月10日起使用。
《关于钟表等十种商品实行凭临时购货券供应的通知》 来源：宁波市档案馆
1968年，工业券由选购票到购货券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票券的名称、样式，还改变了发放形式，即否定了原来按工资比例发放的模式，并确立按户籍人口发放，使城乡持有常住户口的男女老少，人人都享有购货券的权利。这一改变，使城乡居民人人平等地享有购货券，这比原来的发放更加符合情理。之后的近十年，宁波陆续发放临时购货券数次，除1969年、1971年没查到档案记载外，具体发放情况如下表。
本表根据档案例制
1977年是最后一次发放临时购货券。那年9月，市商业局提出《关于1978年票证发放的初步意见》，意见的第二条是1978年需要改进部分，其中第六款关于购货券的意见如下，“由于市场上凭购货券购买的商品逐步减少，今年1至8月份回收购货券仅28.9万张，据统计社会上尚有购货券147万张，因此考虑今年不再发放”。但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在1981年的档案里发现，1977年11月，宁波居民每人发放两张临时购货券，且有券的实样。
三五牌台钟 来源：网络
之后，改革开放犹如一阵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1981年1月，市商业局发出《关于对缝纫机等商品停止收取临时购货券报告的批复》。这份文件虽只是同意市百货公司的关于缝纫机、三五牌台钟、白麻筋草席将免收购货券的报告，但正是当年的“一报一批”，让宁波人从此告别了工业券，即报告中的“今后对宁波市临时购货券‘不发不收’，已发的购货券即行作废”。 档案厘清了宁波发放工业券的脉络，始于1961年，终于1981年。20年间，宁波工业券选购商品的市场供应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面7年的按工资比例发放选购票；第二阶段为按城镇居民户口发放的临时购货券，时跨13年；其中自1968年到1977年的9年间，至少每年每人（城镇居民）发放两张或两张以上的选购票。工业券对调节市场、指导消费和缓和供应，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城镇居民有工业券，而非居民户口的农民却没有工业券，这是特殊年代里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不足。在查阅工业券的档案之时，无不感慨国家之后实行的市场经济的优势。以史为鉴，我们更应该珍惜如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购买商品的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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