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们的父母是一个平凡人,他们努力生活给我们撑起一片天。现在他们老了,我们惟有记得,才能给他们一些心慰!
我这 一 辈 子
人老了,回忆就多起来。想想我的这辈子,虽没有经过枪林弹雨,但我这个穷苦出身的人也算活得丰富和满足,也见证了我们国家从贫穷到富裕的发展过程。我想,把我这辈子这些经历记录下来,让后代人有些了解。
一、悲苦的命运
我出生在郭巨街道洋涨岙村,旧称崎头乡洋涨岙村。这是穿山半岛最尖端的的一个小山村,与外界交通闭塞,那时出门都要翻山越岭。我从小大脚趾骨与一般人比明显外突,俗称苦骨。这种脚型意味着苦命,这也似乎真的印证了我的开始的命运。
我父亲俞云全积劳成疾,得了病无钱医治,在我出生四个月时就撒手而去。母亲阿菊没有了依靠,无奈把三岁的姐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就抱着还在襁褓中的我改嫁到双岙村。
继父叫郑宝堂,家里也很穷,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但对我母亲来说,总算是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有了生存的依靠。继父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对我视同己出,总把好东西留给我吃。我喜欢吃鱼虾,没有钱买,他就常常去海涂上推网,捕些小鱼小虾给我吃。
尽管家里没多少钱,8岁时,继父还是把我送到村里的私塾读书。私塾是沃阿川先生开办的,也就他一个老师,一个人教语文、大字、算术三科。对读书的机会,我很珍惜,学习也非常用心,新学的课文每天上午九点后会背,十点后会默写。沃老师跟我继父说,这孩子学得快,读书有天赋,像他这样三年读下来就够了。继父也对我抱有很高期待,打算让我读完三年的。后来,继父病了,干活没有了体力,家里穷得吃饱饭也成问题,实在是支撑不了我读书,我不得不忍痛离开了私塾。还记得那天我在被窝里默默流泪了一个晚上。实际上我总共在这个私塾读了一年半这样。
之后再读书,就是解放后了。那是新政府开办的冬学,就是在冬天农闲时节的晚上上课,免费的,村里农民谁想学都可以去。能再有机会读书,我太高兴了。在冬学我读完了三年,一天也没有缺课。由于认真好学,加上本身还有点天赋,学习成绩一直数一数二的。我的文化基础主要就是在冬学打下的。
由于家里穷,母亲没有多少钱给我添置衣服。在我已经七八岁的时候,冬天了,我还是穿着开裆裤。有次一个母亲叫她阿香姑的来我家看母亲,看到我大冷天还穿着开裆裤,就对母亲讲,你怎么这样,孩子冻着啦,这么大不要再穿开裆裤了,好点裤没有吗。这次后,母亲拿出了仅有的一点要支付日常开支的钱,狠下心给我置办了几套新衣服。在读冬学时,母亲给我做了一件白衬衫和格子外衣,我根本舍不得穿,读书回来就脱掉,换上旧衣服去山上砍柴。那时有一双袜子,也不舍得穿。冬天上山砍柴时,就抓一把柴灰放在草鞋里,让自己的脚暖和一点。
家里穷,继父操持这个家非常辛苦,农闲时他会砍些柴火去郭巨镇上卖。一天父亲卖柴很晚没有回,母亲就叫我去村口望一望,我急忙跑去,不小心摔了一跤,头上开了很大口子,至今头上还留有疤痕。
解放后,新政府给我家分了三块田,一亩三分一块,七分一块,五分一块。继父患有肺痨,身体一直不好,所以有时重活累活要雇人干。有一年继父身体越发不好,眼看着水稻田杂草起来了,就雇佣了一个外乡人来耘田。无奈家里真的没有下饭菜,一碗“梅子烤”都已没法下筷,那雇工筷子在碗里拨弄不出可以吃的东西。我虽还小,但也懂些人情世故,担心雇工不尽心干活,第二天就去自家田里察看。果然,水位落下来的水田里露出那些三棱草都只是折倒了而已。
不幸的是,我继父也是早早离开了。一天继父在田里干活时,咳嗽厉害,可能是自己感觉不对,停下活就往家里走,半道上口吐鲜血倒地就走了。我的生活一下子又失去了依靠。那时我才九岁。
家里没有了男人,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有时为贴补家用,母亲把住长柄的堂弟叫来,让他把山上松木砍些来,晒干劈开去卖些钱。
我仿佛一下子也成熟起来,总是想方设法多干一些,为母亲多承担一些农活。十几岁时我就挑起只有成人才能挑起的大草担,让村里人惊叹不已。我还学着大人样,砍柴去郭巨市上卖。去郭巨的路上要翻过几座山,相当的艰辛。有一次清早出门,一个人挑着沉重的柴担去郭巨,担子太重了,在山路上时还好,歇脚时担子一头可以有山坡支撑,行到海塘处,没有了支撑之处,歇下的担子再挑起来就要命了。到了郭巨,已经是九点多了,集市早已散了,没有人买柴。我想,这担柴总不能再翻山越岭挑回去,就找到一家肉铺,问人家收不收。这肉铺老板称了称柴火分量是103斤,看了看柴火都是硬柴,说:“柴是好足啦,但有点潮,就算100斤好吗?”,我忙说好啊,按你说好了。老板也没有压价,照价格给了钱。
收稻季时,我一个人独立打稻,身高不够就垫上稻草,踩在稻草上不停地挥着手臂打啊打啊。晚上,半夜时,入眠的母亲听到奇怪的咚咚声,睁眼看到旁边小床上睡着的我有节奏地挥动着手臂,手臂撞在床板上,发出咚咚声。原来梦中我还在打稻。
不幸再一次袭来。大概十二三岁时,母亲也因病去世了,我一下子成了孤儿。临终时,母亲牵着我的手说:“离开双岙吧,走得越远越好,就跟舅舅走吧!”那时我感觉自己像一艘小船,在风雨飘渺的海面上毫无方向地漂浮。
二、新的家园
我要衷心感谢我的舅舅郑大甫,在我孤苦伶仃的时候把我从山里带了出来,来到司前村大岙。说到这个舅舅,其实也不是亲舅舅,这就要从我的亲外婆说起。外婆是长柄人,早年丈夫死后就到下屋舅舅家作帮佣,结果与丧妻的舅舅的父亲产生了感情相结合,一直相亲相爱共同生活到老。因为这层关系,我与舅舅结下了缘分,在我成为孤儿后,舅舅毫不犹豫地把我带在自己身边,悉心照顾。
我虽然不是亲外甥,但舅舅对我犹如自己孩子一样的特别关爱。我跟着舅舅也干一些自留地的活,但舅舅从来不提要求,让我随便做,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根本不会催促。一次我与小伙伴玩耍时,把舅舅家的一口大缸给砸破了,我既害怕又难受,但舅舅一句也没有责备我,还让舅妈等不要说我,说:“阿毛自己也难过煞了”(阿毛是我的小名)。如此温暖的话,让孤苦的我泪崩。我对舅舅一辈子感恩。
大岙的叔伯阿姨们对我也特别的好,总对我特别照顾,逐渐让我在大岙有了归属感。记得我参加低级社集体劳动后,村里给社员评工分,党员社长郑其生和其他一些领导们商量后,给我这个孤儿照顾性地评了8分。实际上那时我的劳力能评6分已经差不多了,所以那时我在集体劳动中干活也特别卖力,希望不辜负村里给我的照顾。
我与妻子桂兰结婚是在我20岁时,是我姐姐的婆婆做的媒。与桂兰见面之前,岳父鲁品云专门从中宅翻山越岭到司前来了解我的情况,为自己女儿的婚姻把关。当时我在田里干活,他就来到田头观察我。他回去说,这个小娃(读uae)长得顺直;以后去柴桥还可以打打饭顿。有人觉得我没有房子,岳父说:屋没有也没有戴伞的人(指没有撑着伞当作房子住的)。
很快,媒婆带我去中宅与桂兰见了面,又过了些日子,我们去柴桥拍了结婚照,到公社结婚登记。我还记得登记时的情景,给我们登记的是公社文书,姓王,当时还问我们愿不愿意什么的。
我没有父母,舅舅舅妈就是我的父母。结婚时舅舅舅妈为我们办了十几桌酒席,婚房就安排在他家里。当时一般邻里的贺礼是一元钱,本不应给贺礼的舅舅竟给八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我知道这实际上是舅舅给我结婚后生活的资助。
结婚后好几年,我还是一直在工地做工,多数时间住在工地,所以,结婚头五年我们一直没有要孩子。做工结束后,我们从舅舅家搬了出来,开始独立生活。先是在七角屋借房子住,在这里生下了大儿子,后有又在邻村官前租房子住了一年,生下二儿子,再后来搬回到大岙对面住,生下了三子和女儿。对面这房子房主解放前被抓壮丁后再也没有了消息,开始由村里一位村民住着,她出嫁后,村里领导根据我的情况,商量后照顾给我住了。这房子我一直住到一九七八年,到我终于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为止。
生了四个小孩,压力有点大,也给岳父母添了不少麻烦。生二儿子后,大儿子就一直放在中宅岳父家,生三儿子后,二儿子就放在岳父家。每次桂兰来去中宅,岳父总是翻山越岭来把孩子用担子挑去,回来时又给挑回来,三四个小时的山路,真是太辛苦岳父了。
三、艰苦的磨练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上下进行社会主义大建设,我们白峰也有不少大工程。那时没有像现在的机械设备,全靠肩扛人拉。我当时是年轻力壮,所以有一段非常艰苦的工地做工的经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我19岁开始,先后参加了竺家坑水库、仰岛湾部队、大榭部队的工地工程建设。那时还是农村合作社时期,村民外出做工属于村里搞副业,做工收入需要拿回来到村里投工,相当于买工分,一元一个工分,到年底再根据村里的收入分红,如果村里收入好,那每个工分可能会达到一元多,村里收入不好,每个工分就会少于一元。开始全村去工地做工的22人,由于工地做工实在太辛苦,到最后坚持下来的只剩三人,祖安、大恩和我。工地打工1.28元一天,我每餐几乎都是一碗4分钱青菜粉丝汤和8分钱的一碗米饭,只是刚好不饿,一天的伙食也就3角多点,每天还要存下八九角用来投工。有些人开支大,打工的收入还不够伙食等生活开支,靠打工收入投工更是不可能,所以不少人自己也不愿意干了。有些人村里干脆不允许出去打工了。
转到仰岛湾部队工地一段时间后,开始工资评级,多数人评的二级,因为我吃苦耐劳评了三级,每工能得1.42元。再后来,我分到手拉车班,定额工最高时每工可得3.6元,让所有人羡慕。但这活儿一般人吃不消,空车上山时已经要使出浑身的劲,下山时更是凶险,没有控制住车就会翻车,搞不好会被满车的石头压着。虽然非常非常累,但我咬牙坚持下来了。有一天,遇到在部队食堂工作的秀花她爸,他惊愕地问我你得病过了吗?我说怎么了?他说看你眼睛都凹进去了!我找到镜子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真的眼睛深深地凹了进去。
一九六零年,我开始在大榭部队工地做工。工地干活的有部队战士,也有我们附近的一些民工。部队对我们民工也有非常正规的组织管理制度,我作为优秀青年,就在大榭做工的时候加入了共青团。
在大榭部队做工生活艰苦而有生气。记得有一次部队搞生产竞赛,部队和农民中的拉车班比赛看谁拉车运的石头多。计划比赛三天见分晓,我们民工班都鼓足了劲,为了多拉点几乎都是奔跑着拉车,一天下来大家都累得瘫坐在地上。由于台风,第二天就没有再比赛。后来我们才知道,比赛时我们民工班都是一个人拉到底,而部队战士班的其实是拉两车就偷偷换了一个人。
公社化时期,生产队是集体生产,粮食是村里集中保存和供给的。饭是村里食堂蒸好,按人头供应。到了饭点,各家各户就拎着饭篮去食堂打饭,没有在村里干活的不给供饭。我因为是投工的,就需要每个月向村里买口粮,带到工地去换饭票。
大概在一九六二年,村里几次传口信叫我回到村里参加劳动,我向工地的部队领导白同志请辞,白同志总是说工地任务重,不答应。一天,我们第六生产队队长亲自到大榭工地找我,要我回村,我连忙带村长去见白同志。白同志一听队长来意气就上来了:“什么?!是部队工程重要还是农活重要啊!”说着就把队长推了出来。我告诉白同志,部队建设需要我留下,但我现在不方便在大队里领粮食了。白同志说,没有关系,我给你批条买饭票就是了,吃完了再来拿批条。这样,我就留下来继续在部队工地干活。一个月后饭票吃完了,我又去找白同志,发现办公室里是两个不认识的解放军同志,问白同志在吗,他们说白同志已经调走了。我说了白同志原来的承诺,那两同志说,白同志说的我们并不知道。我就向他们请辞回大队干活,他们开始不同意,说部队建设非常需要等等。后来我说了我不能在自己大队里领到粮食的事情,他们就只好同意了。这样,我就结束了做工,回到队里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