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虫在花坛边陷入盲从的死亡怪圈,山羊群追随头羊跳进万丈深渊,人们总笑它们愚不可及,却陷于同样的圈套而不自知。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也难逃盲从之局,其根源无非两点:对所谓大流、领导的过度依赖。对自我觉醒、独立行事的胆怯。随大流似乎代表着一种中庸之道,跟着领路人向前,就好像走上了康庄大道。反之,特立独行的路上是危机四伏,与众不同便宣告着离经叛道。
趋利避害的心理,让人惧于“特别”,因此一心求稳地追随,正如《乌合之众》所说:“群体中的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令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当人们不辨是非、一味追随时,盲从就开始了。人们总是笃信经验,照前人的步子走,只因从古到今从来如此,但是“从来如此,便对吗?”歌德说,“人若不能主宰自己,就永远是一个奴隶。”
盲从让人成为了他人思想的奴隶,让自己的头脑变成了别人的跑马场。邯郸学步却丢失了原本的步行;东施效颦,却衬出美更美、丑更丑。三人成虎,最终引发恐慌;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盲目地学习不适合自己的,最终得不偿失沦为笑柄;盲目地传播不知真假的信息,轻则谣言四起,重则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盲目地守旧更是衰败灭亡的标志;清政府固步自封,不屑与西方来往,最后被洋枪洋炮打开了国门,国家沦为了半殖民地。
盲从的怪圈围困无数人,而孔子早在千年前就提出了破圈之法:“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明辨是非是不盲从的开始,当人远离群体的狂热,作为独立的个体对事物进行判断时,才能看清某些事物的真面目。跳脱出人云亦云的局限后,还要有勇气做出改变,才算真正的不盲从。如说出“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和在他之后数百年说“祖宗之地不保,祖宗之法何用”的康有为,当社会在崩溃边缘,麻木不醒和腐朽守旧是时代潮流时,他们独自将火炬高高举起。
真理也许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多数人认定的也不一定正确。权威者未必权威,裁决者未必正义。亚里士多德一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让人顿悟,与其相信权威,不如相信自己。敢于否定权威,敢于“大逆不道”的人出现,实乃民族的幸运国家的希望。若一味随大流,孙中山不会建立同盟会,成为革命领袖;鲁迅不会弃医从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不盲从,要先破后立,先辨是非,突破旧时屏障,后走出一条新路。坚定一条自认为对的路,不惧人言地走下去,正如但丁所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世界上没有一条路可以让所有人成功,也没有一个领袖会永远做出正确的决断。不能听命于自己者,就要受命于他人,被动走上他人的命运。而拒绝盲从,勇于破局,终能走出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