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宁波已经二个多月了,总体感觉良好。我居住的小区位于东钱湖畔,草坪似锦,绿树成荫,百鸟飞翔,空气清新。唯一感到不足的是“垃圾分类”工作没有我上海居住的小区好。上海的居民在家中已经将垃圾进行了分类,然后再去垃圾站投放;二这儿的居民似乎还没有这个习惯,口号写在墙上而没有落实在行动中。
想想我们过去的乡下人,也是有“垃圾分类”的习惯!
淘淘老古,解解厌气。
就从最简单的衣食住行四方面说起吧: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就是我们的穿衣格言,即使是已经不能再补的衣服也可以拆开来:稍好的布可以给破衣当补丁,差一点的拼拼凑凑还是籿鞋底的好材料(纳千层底布鞋),实在太碎的积聚起来也可以让孩子们兑糖吃。没有浪费吧?没产生垃圾哦;
至于吃的,根本不用大人提倡“光盘”,孩子们连“饭米碎”也一粒不会掉到地上,看羹吃饭,绝不浪费,宁波人嘴里说的“做人家”,就是精打细算,勤俭持家,不要说粮食,就是“田作家货”谁不知道来之不易,都是倍加珍惜的,“粒米不做忌、斗米来不及”;
说到住的,也就是现在的建筑垃圾,我们也有自己一套节约的办法。去过“宁波博物馆”吗?那么多的“瓦爿墙”就是废物利用的最好例子。
那时的出行由于条件的限制,当然没有现在方便,我们那时是“上磨肩胛,下磨脚底”,穿的“木拖鞋,”“木拖、木拖,三年拖过,还好烧火。”;下雨天穿的草鞋,一直可以穿到“草鞋剩根筋”,也还可当燃料。
虽然产生的垃圾没有当今那么多,但是我们也是会认真地分类处理的。
厨余和餐桌垃圾的产生量那时是很少的:汤汤水水的,家家都会倒进“泔汁桶”拿去喂猪,小骨头斩斩碎喂鸡喂鸭,大骨头晒晒干,积聚起来卖掉,供专人去烧骨粉作肥料,蚌壳、蚶子壳有人专门收购,用来烧制石灰。
再说一些生活垃圾,基本上都会分门别类,各归其所:废铜烂铁分得清清爽爽,铜的价位高、铁就便宜点、牙膏壳也分为铝、锡和铁皮的,绝不混肴、就是碎玻璃也要聚起来一起卖钱;橡皮套鞋破了自己补一补,实在不能再补的,留下来可以做补丁,剩余的还能卖给收破烂的;写过字的废纸我们乡下人当成是宝,学生时代废纸都集中起来拿到一个叫“宝藏”的砖瓦炉里烧毁,后来就有了专门收购废纸的了(包括硬板纸)。
老母亲的长头发梳的是“绕绕头”,每天总有不少头发落下来,就是这些头发她也不舍得随地乱扔,一团一团地卷起来塞在墙洞里,等着“头发兑针”的老汉来时换回一包包缝衣针。就是最不值钱的祭祀祖宗时烧过的纸锭灰,老人们也会放在固定的盛具里等待有人来收,绝不乱丢。
日常扫地、掸尘等产生的卫生垃圾以及野狗等的粪便,每个弄堂口基本上都有垃圾堆,大家都会自觉地倒在里边,让它发酵,定期有专人运到田间地头,分类过筛,有用的当作基肥,埋到农田的下层,无用的就堆在一起焚烧(虽然会污染空气,可在当时也属无奈之举)。
虽然受条件限制,不能像当今科学地处理垃圾,但也不是某些人说的那样“只有等老一代人死完了,人们的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做好垃圾分类。”吧!
当年的我们没有什么口头上的环境保护的豪言,一切行为既源于自觉 或习惯,又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因为当时有多种多样出售废品的渠道,让我们可以用废品换回一些零花钱。
“收旧货”这一老行当,经常出现在农村的弄堂弄面,他们收购的主要是尚能继续使用的家具以及工具,也有成色不错的衣服鞋帽,个别专业一点的还收购文物古董。
“供销社”是解放初期老百姓自己组织的面向普罗大众的买卖机构,他们不但供应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也收购农副产品,兼收废品。供销社的分支机构就是每个村的“小店”,所谓小店,一般都是夫妻老婆店,这里主要供应一些村民必须的、小零小碎的生活用品和小孩子吃的零食,他们同时也收购一些诸如鸡肫皮、橘子皮之类的小件废品,集中起来,再转卖到供销社。
那时候,收购废品的行当分工也是十分细致的:鸡、鸭、鹅毛必须分开来,鸭毛最贵、鹅毛次之、鸡毛最便宜,如果你将三种毛混杂了,那就只能当鸡毛卖,这些毛还必须晒干;否则就会发霉、变质卖不出钱。
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兑糖担”。一个老汉,肩上挑着一副担子,前头是盘成一圈圈的饴糖(我们小时候叫“糖饼”),后头放着用糖换回来的废铜烂铁,破衣旧裤以及碎玻璃等等破里破碎。一步三摇地行走在小街小弄,手中不停地用小榔头敲打着那片用来切糖的铜制薄片小刀,“叮、叮、叮,叮、叮、叮”这一声声的呼唤,引来了多多少少孩子,他们用家中能搜到的所有废品来调换这一块快小糖。加一块、再加一块,老人和小孩在不断的讨价还价声中完成一笔笔小得可怜的交易。(宁波老话中的“你是兑糖担啊!”就是形容不断讨价还价的。)
啰啰嗦嗦说了那么多,就是想证明,垃圾分类不是现在才有的,我们老一辈早就在自觉地做了,只要大家洁身自爱,一切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而有关部门能顺应民意、千方百计采取多种措施变废为宝,垃圾分类这一利国利民的事情是一定能越做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