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三）  [复制]

五、经营社队企业
1973年前后，公社把各大队一些经营比较好的小企业都收了上去，来充实共涉集体经济，我们司前大队和蒋岙大队联办的服装厂也在列。服装厂收上去后，却开不了工，原因是没有业务。公社领导一打听，了解到服装厂原先是我兼管的，业务是我联系的，于是就决定要把我调过去，并派干部来司前大队部要人。大队书记郑志定一听公社干部的来意，马上拒绝，说：这怎么行，他是我准备接班的人。公社的人见此就回去了，不想没过几天公社综合厂副书记胡和生来了，要人态度变得强硬。开始，郑书记还是不同意，说：厂已经被拿去了，还要调人，哪有这种事情，不要说了。公社副书记就拿组织原则讲话，要郑书记顾大局了。见此，郑书记只好应允，说晚些答复。然后，郑书记找我谈话，说：之前我让你去县里学习，想培养你接我班的，现在组织需要让你去公社，按照我个人想法实在是不舍得让你去，但去公社对你个人发展也是有好处的，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一定要你去，你就服从组织吧。这样，我就被调到公社服装厂。
当时服装厂归属于公社综合厂，服装加工相当于其下属一个车间。我去了以后，马上找到宁波服装四厂的老关系，拿到了加工业务，服装车间终于开工了。我开始作为公社内勤（供销员），在服装厂独立后被任命为厂长。
1975年，管庄布厂也被收归公社。布厂被收归后，可能是公社的政策没有明确，原先的一些领导骨干比较迷茫，工厂没有材料，没有业务，与停工状态差不多。为此，公社党委负责工业的委员金睦富找我谈话，叫我去到布厂，加强布厂的力量。我想了想说，布厂业务我不熟悉，完全是外行的。金岳富委员说，公社班子分析过了，公社下面的钢窗厂、电镀厂、船厂，泥水匠、木工等，你更不熟悉，布、纱与服装是相近的，所以相对来说还是你内行。据此，我服从党委决定去了布厂。
说实在，去布厂之前，金岳富委员也没有告诉我去负责什么的，情况是布厂缺纱，要我去是为了加强力量。第一天去报到，布厂会计问我到布厂是来做什么的，我说是公社派我来。会计马上说，那应该是派你当厂长来的。问起厂里的几位领导去哪里了，会计说都去宁波了。第二天去上班，几位领导竟又不在，问有关人员，说可能去宁波了，这样接连好几天。后来终于见到他们，问他们去宁波情况，他们说，业务拉不到，咋弄弄也不知道，现在你在了就靠你了。这以后两三天后，他们还是每天一早去宁波就没了音讯。我想，这样下去可不行，就把他们叫拢来商量，我说：我是金岳富同志派我来的，到底让我干啥来也没有说，说是加强布厂力量，织布厂情况不是太理想，业务没有材料，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我想了想，提出聘请一个熟悉棉纱业务的供销员。后来，我通过宁波服装厂的朋友介绍，聘请了绍兴的寿宝全师傅。寿师傅开始工作，纱就来了，布厂开工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我们厂里的供销员走南闯北采购材料和推销产品。为了获取低价棉纱，我甚至跑到福建的福州、甘肃的兰州、黑龙江的哈尔滨和吉林省的白城市。
还记得去黑龙江鸭城糖厂求购38毫米纤维（一种用甘蔗渣为原料的纤维），为了节约成本，两天三夜的硬座火车才到哈尔滨。因买不到座位票，全程都是站着的，偶尔有人离座才能坐几分钟。
说起这38毫米纤维，当时是非常紧俏的，并且货还不能从厂里直接拿，要先拨到道里区一个物资公司，我再从物资公司拿货，所以需要打通两道关系，要请客吃饭才行。然后，我每隔几天要从道里区出发，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去催货。当时的哈尔滨是零下29度，汽车是没有空调的，车窗玻璃还是两层的，但内层玻璃上也是厚厚的冰，我冷得鼻涕直流，抹下鼻涕已经结了冰。有一次被冻得感冒，当夜在旅馆里又发起了高烧，病得连去医院也没有力气，幸好在旅馆服务员帮助下买了药，在旅馆躺了三天才算缓过来。还有一次，途中汽车故障抛锚，旅客全部下车转运，下车时在冰面上滑到扭伤了脚。现在我右腿残疾就是因为那次的伤慢慢形成骨刺造成。
1977年，布厂从管庄村迁到了白峰村，并正式任命了支部班子，我是厂长，张阿沛任书记，志华为副厂长。隔年，布厂收入出奇地好，全公社没有一个厂拿奖金，就布厂有奖金，并且是高额奖金。当时我大儿子国强是布厂的机修工，我们两人奖金加起来拿了一千多，这相当于三年的工资了。实际上，按照当时公社给企业的奖励标准，奖金还可以高几倍，是公社与我们厂班子商量后降低了额度。有了这笔钱，加上我家原有的一千多元积蓄，我终于在1979年造起了自己的房子，三连间房子是当时村里最亮眼的。
布厂为公社集体经济做出了贡献，为此得到公社党委的表扬，年终表彰大会时我坐上了主席台。
布厂经济效益好了，公社领导就想把服装厂的效益给搞上去。1982年，公社党委找我谈话后任命我为服装厂厂长，于是我又回到了服装厂。无奈时间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社队企业逐渐进入了盘整期，一年后服装厂开始走下坡路。经过与公社党委一起分析，在竞争激烈环境下，小型服装加工厂负担多成本高，盈利困难，改做经销的话需要新增很大的投资，公社也无法承受，于是决定服装厂关闭。

六、从事个体经营
服装厂关闭后，公社一时也没有合适的岗位给我安排，让我等等再说。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公社找郁全路书记，郁书记分析了公社干部岗位情况后说还是需要我等。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找郁书记，郁书记还是那句话。说实在，我开始着急了，觉得这样等不是办法，需要另作打算。
当时已经是1984年，国家放开和鼓励私营企业发展，我想根据我原来服装厂的关系和经验，是否可以自己办个服装加工厂。于是我又去找郁书记，我一说想法，郁书记非常赞赏，说我的企业能解决一些社员的就业问题，还能增加国家税收，答应大力支持。于是我带了些新出产的土豆，去宁波服装厂找生产科负责人，告诉他公社服装厂关闭的情况，和我个人开厂的想法，希望他能支持。他听了后非常爽气，说：个人也没有关系的，只要产品质量过关。过去你在拿的货现在还是可以拿，也不用跟厂长商量。
得到明确答复后，我就很快完成了批执照等一系列准备，家庭小型服装厂开办起来。自己家一间半房子就是厂房，也不需要房租，供销、管理、检验、运输、会计都是我。每隔三五天我就要跑宁波一趟，送去加工好的服装，拿来待加工的服装片料，在公共汽车上背上背下，非常辛苦，但由于我的小型加工厂运行成本非常低，算下来我的收入大大超过在厂里工作的工资。
在我开办小型家庭服装加工厂后，白峰公社相继开办起好几家家庭加工厂。与这几家加工厂比较，我质量抓得尤其严格，专门安排一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做检验，有时我也做检验。宁波服装厂拿到我的货，抽查了一部分后质量过关，就直接拿到印烫间去印烫了。厂里的检验说：说老俞你一批裤子没几条次品，我们给修好了，修修也很方便，我们很情愿修这三条裤子。那些厂的的裤子次品太多了，我就放着了，让他们第二天再拿回去改。生产科在发货时往往让我多拿点货，他们觉得放心。
那时一些家庭工厂往往职工不能及时拿到工资，等上游的工厂结给加工费后才把工资发给职工，而我不管加工费有没有收到，每月十日前就发前一月的工资。我还规定了质量奖，10条裤子检查后质量全部过关的，每条裤子奖励一角，10条就是有一元，这也很有吸引力的。那时大家都这么说：老俞这边工资非常爽气，但严格非常严格。
除了服装，中间一段时间还加工过编织袋。这编织袋加工比较简单，但每批的量比较大，要放在公共汽车车顶来往宁波带货。一般是两天一批货，我每次需要在前一天去车站看一下发车的司机，提前打个招呼，一早又拉着装得满满手拉车把货拉到岭上的车站，把货装上车顶。如果当班司机刚好比较熟悉我就安心些，他们会给予方便。
后来，随经济形势变化，宁波服装厂加工业务慢慢减少了，我这边的厂里时常要停工等货。宁波服装四厂书记退居的在宁波服装公司工作的张焕桥建议我改做定制西装。当时西服刚开始流行，但我厂里职工都只会缝纫一般的服装，没有条件做西服，张焕桥说可以请师傅。经过想方设法，终于请到了一位师傅，本想请他去张焕桥那边，请张焕桥考察一下，约定的那天恰好那天张焕桥不在单位，我心里想，你既然有胆量来服装公司，应该有水平的。我就说就请你了吧。谈到工钱，他要价300元，我说高高了点，他说不高，还有老婆跟着要吃饭呢。
师傅请来后，租了阿勇家房子给他住。这师傅技术的确还可以，也比较负责，活多时晚上也干活。后来女儿学会了西装裁剪和缝纫，担当起厂里的技术骨干，直到出嫁。
改做西服后，也是四五天跑一次宁波送做好的西装，拿面料和定制的尺寸。为了做好的西装不皱褶不变形，我专门请木工用泡桐树作了两只箱子装西装，并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放在宁波汽车东站，班车一到东站，就把箱子挂在自行车上，骑去服装公司张焕桥处交货。这样，我的加工厂做西装一直做到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