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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与宁波商帮文化特质的形成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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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01/13 15: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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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的中国工商业界,有一批风云人物,如严信厚、叶澄衷、虞洽卿、王宽诚、邵逸夫、包玉刚、董浩云、陈廷骅、李达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宁波商帮。宁波商帮起步虽晚,却后来居上,为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实力和影响力居中国“十大商帮”前列。

众所周知,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宁波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更受益于高度发达的区域文化。明清以来,宁波有开全国风气之先的先进文化,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便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是宋明理学中最符合孔孟真精神、最富有实践性的儒学。王阳明在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吸收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比如自信满满地说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和“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为包括浙东在内的天下人树立了开拓创新的典范。宁波商帮敢为天下先,开创了诸多全国第一,比如全国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其智慧和勇气,早已蕴藏在地方文化基因中。可以断言,浙东文化尤其是阳明心学,为宁波商帮的发展壮大,为宁波商帮文化精神内核的形成,提供了丰富且必要的营养。

王阳明一反重农轻商、贵士贱商的传统思想,明确提出“四民异业同道”。他在为人撰写的墓志铭即《节庵方公墓表》中明确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尽管农业经济时代商人对社会的贡献尚不及士农工,但王阳明认为商人在人格上与任何一个阶层都处于同等的地位。王阳明在处理政务时,十分注重维护商人的合法权益。他在《禁约榷商官吏》的公文中,对部分官吏提出严厉批评:“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以致牙行桥子之属,骚扰客商,求以宽民,反以困商,商独非吾民乎?除另行访拿禁约外。仰钞案回道,即便备行收税官吏,今后商税,遵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许多取毫厘;其余杂货,俱照旧例三分抽一,若资本微细,柴炭鸡鸭之类,一概免抽。桥子人等止许关口把守开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盘为名,侵凌骚扰,违者许赴军门口告,照依军法拿问。”王阳明“四民异业同道”的思想,突破了视商人为社会地位低微、无奸不商的群体的传统认识,将商人放在积极弘道主体的位置,从而高扬了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觉性。心学传人、著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继王阳明之后,提出“工商皆本”思想,进一步打开了商人的精神枷锁。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积极传播阳明心学思想,主张维护私人财产权利,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宁波工商业的发展。正是在先进文化的孕育之下,宁波商帮才得以在明末清初迅速萌芽,以前所未有的开拓精神,积极将发展触角伸向北京及沿江、沿海的城镇。有了萌芽,才有宁波商帮在鸦片战争后的大发展,才有民国时期的鼎盛,才有日后的经久不衰。

“四民异业同道”、“工商皆本”,思想源头就是王阳明的心学。众所周知,王阳明心学思想有三大命题,即: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心即理,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立论基础。“心即理”的心,不是指古人以为能掌管视、听、言、动的心脏,而是指人与生俱来的良知,也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王阳明秉承孟子“性本善”的观点,认为良知天赋,人人都有圣人之资,自然也包括商人。

近水楼台先得月。深受阳明心学思想熏陶的历代宁波商人,自信与常人乃至圣人无异,同样具有良知,同样明礼义懂廉耻,故表现出了不一般的文化特质。细读那些享誉世界的宁波商帮杰出人物的故事,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样的精神特质:忠、义、精、诚。他们忠于国家、义于社会、精于事业、诚于他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段佳话。虽然他们未能像全能大儒王阳明一样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最高境界,但他们恪守良知,秉承王阳明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理念,积极发展民族工商业,为社会事业贡献力量。他们的人文精神与王阳明一脉相承。

“苟利国家,生死以之”是王阳明的名言。与先哲一样,宁波商帮热爱祖国、忠于民族利益。曾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在抗战爆发以后,断然拒绝出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并冒着生命危险,与外商合伙组建中意轮船公司,到西贡、仰光等地运米,以解决租界内难民的粮食危机。他还与王晓籁等组织三民运输公司,集资在香港购买汽车,从缅甸、仰光等地运来五金配件,供军需之用。药材商项松茂以身殉国的故事同样可歌可泣。“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五洲药房蒋邦毓等11位员工被日本侵略军抓捕,项松茂深入虎穴,冒死营救,反被日寇所劫持。面对敌人审问,宁死不屈,最后被日军残忍杀害。项松茂曾亲手书联一副:“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他以生命诠释了何为民族大义,何为忠诚。宁波帮的爱国义举代代相传。抗美援朝期间,已在香港发展的王宽诚积极响应祖国号召,以“维大号”的名义率先捐献了一架战斗机,掀起捐献热潮。香港回归前,以包玉刚为代表的香港“宁波帮”人士热烈拥护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利用他们的海外关系和社会影响,积极推动香港回归。宁波商帮的大局观,正是源于“忠”,源于“良知”。

商人重利,无可厚非。毕竟,不注重收益的积累,商业经营难以为继。但,在义和利之间,宁波商帮毫不犹豫地将“义”字放置在利之先。他们的义,体现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和“仁者以财发身”。宁波商人诚实本分,经营有方,善于与人合作,乐意提携晚辈,愿意成人之美,在商界享有美誉。上世纪70年代,包玉刚助李嘉诚收购和记黄埔,便是香港商界的一段传奇。经过多年打拼的宁波商人在积累了财富后,很少有变得骄奢淫耻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回馈社会方面,他们毫不吝啬。他们在社会公益事业上的热情之高、项目之广、捐赠数额之大,在各大商帮中名列前茅。宁波商帮尤其倾心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教育卫生事业。五金大王叶澄衷在上海滩发家后,于1899年在上海创办澄衷蒙学堂,培养了包括胡适、夏衍、竺可桢、丰子恺等日后成为大家的毕业生。他在老家镇海兴办的叶氏义学(后改名为中兴学堂),培养出了包括包玉刚、邵逸夫在内的商界精英人士,也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科教人才。薪火相传,建国后,在香港发展的宁波商帮纷纷出资在家乡在大陆其它地方兴办教育,如王宽诚捐资兴建了宁波东恩中学和东恩小学,后来又出资1亿美元创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包玉刚捐资2000万美元创建宁波大学,圆了宁波的大学梦。邵逸夫捐资数十亿港币、完成数千个教育医疗项目。他们造福桑梓造福人类的广阔情怀感动了无数国人。王阳明说:“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难得的是,宁波商帮的义举,不在图利,纯粹是明道正谊。

评价宁波商帮时,很多人会提到聪明和精明。都说生在海边、吃着海鲜长大的宁波人聪明,所以盛产两院院士和商业巨子。但中国大地上,聪明人何其多。所以,聪明,充其量只是宁波商帮成功的次要原因。而“精明”,很难断定评价者本意是褒是贬。但是,“精明”本身是个褒义词。将事业做到惟精惟一,须时时恪守正道方能达成这一境界。故王阳明说:“商贾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但他也不无担忧:“人孰无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因此,王阳明倡导“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不同,才能专长不同,若大家能在自己的领域,致自己的那份良知,将事情做到极致,就是圣人境界。宁波商人诚信经营,全力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正如教师教书育人、医生治病救人、军人保家卫国、官员勤政爱民、主妇勤俭持家,都是在落实王阳明“致良知”的工夫,都是对社会的莫大贡献。阳明告诫天下学子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去羡慕人家的才华,而要多一份“万物一体”的情怀,视人家的才能为大家共有的才能。这对商业经营同样有启迪。很多企业家,不顾自己的人力财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禀赋的限制,一味贪大求全,结果不但丢了主业,而多元化也告失败。宁波商帮大多脚踏实地,在自己擅长和熟悉的领域苦心经营,虽然财力未必雄视天下,却也创造出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辉煌。如今日宁波之方太和公牛,抵制住短期内房地产暴利的诱惑,各自聚焦于厨房电器和民用电工产品领域,经过多年坚持,终成行业领头羊。对“精”的不懈追求,正是宁波商帮成功的重要原因。

宁波商帮还有一个特质:诚信。宁波商帮诚信经营,由来已久。中医药巨头同仁堂数百年来始终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身体力行。而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正是宁波人。前面提及的王金大王叶澄衷的发家与他的诚信有关。青少年时期便闯荡上海滩的叶澄衷以靠摇小舢板供人摆渡谋生,因拾金不昧拒受酬金而感动失主一—外商。在外商的帮助下叶澄衷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开始接触商业经营,终成一代五金大王。建筑承包商沈祝三信守承诺,在武汉遭遇水灾、经济危机造成原材料大幅上涨的不利条件下,依然坚持“三不原则”:一不向业主提高造价,二不拖欠供应商货款,三不拖欠建筑工人工资。为中国留下了一座最美的大学——武汉大学,而自己背负巨额债务、元气大伤、黯然离世。如果说宁波商帮的诚信确实为大多数商帮所不及,那正是得益于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王阳明十分重视“诚意”,认为是四书中《大学》的学问大头脑,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固然良知天赋,但人无可避免会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产生私欲,所以必须努力克除私欲而诚其意。只有意诚,事物才能各得其理。尤其是商人,要处理公与私、人与我、义与利的关系,如果心不正意不诚,很容易走上歪路。这方面,今日宁波商人中也有很多反面典型。

王阳明对商界影响深远,不止宁波商帮,日本的涩泽荣一、稻盛和夫、矢崎胜彦,国内的雷军、俞敏洪、蒋锡培等等,都从阳明心学中汲取到了智慧和营养。况且,良知人人皆有,并非宁波商帮独有。但是,因为王阳明的出生地余姚(明代属于绍兴)旧时临近宁波,今日属于宁波。故,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其心学思想为宁波商帮文化特质的形成提供了最直接的营养。可以说,宁波商帮“忠、义、精、诚”文化特质的形成,是因为“良知”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最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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