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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心学思想与为官之道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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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1/29 21: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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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是一门技术活,更是一门良心活。有人因做官而名垂千古,如周公、诸葛亮、王安石、海瑞;有人却因做官而遗臭万年,如伯嚭、安禄山、秦桧、严嵩。那些德才兼备的忠良贤臣,不管在何朝何代,都是国家之栋梁,百姓之福祉,值得后世景仰、缅怀和学习。在一长串灿若星辰的名单中,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他做官做得比诸葛亮轻松、比张居正自在、比曾国藩洒脱,而能力和功绩却丝毫不在他们之下,堪比商之伊尹,他就是明代中叶的大臣王守仁。他有一个更为大家所熟知的名字,王阳明。他还有个更为显赫的身份,大思想家。
王阳明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因集心学之大成,人称一代儒宗、百世之师。同时,王阳明也是一名有大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明穆宗表彰他“两肩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其不凡的才气和才干,连奉程朱理学为正宗的清帝乾隆都称颂他为“名世真才”。至于在学界和民间,王阳明的地位就更高了。“全能大儒”、“王圣人”、“大明军神”、“真三不朽”、“三立完人”等称呼,都是对其道德事功学问的高度肯定。
自贬谪结束任江西庐陵知县后,王阳明因政绩优异、官声卓著,深受上司赏识、朝廷器重,官职一路提升,先后担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文选清吏司员外郎、考功清吏司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提督、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广总督等。仕途顺利,又深受百姓爱戴,充分证明了身为大思想家的王阳明,同时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治世之能臣、贤臣。与百姓心目中清官廉吏刻板严肃的形象不同的是,王阳明是个极富个人魅力的学者型官吏。天资聪颖、文采斐然、外形俊逸、为人豪迈、不拘小节,是时人对他的描述。以下事例更可见其不凡的个人魅力。正德四年(1509年),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席书聘请“罪臣”王阳明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并率众人向仅是龙场驿臣的王阳明执弟子礼。正德六年(1511年),吏部郎中方献夫和下属王阳明论学后,深自感悔又以得圣学为喜,拜王阳明为师;藩王朱宸濠处心积虑密谋十余年,一朝起兵(正德十四年,1519年),仅四十来天就被王阳明平定叛乱,朱宸濠本人被生擒。对王阳明恨之入骨的朱宸濠至死都不肯冤枉王阳明半句。王阳明速速平定宁王之乱建立丰功伟绩,令前来抢功的北军统帅张忠许泰目的落空,张许出于嫉恨,令北军士兵天天辱骂为难王阳明,但王阳明硬是凭着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箭术,让北军士兵从对抗到心悦诚服。潮州学子黄梦星遵父命千里迢迢来绍兴求学,数月后返乡继续侍奉父亲,但其父只准他居家十来天,便又催促他再赴绍兴追随王圣人。小有名气的海宁诗人董沄不顾自己年长15岁,执意拜师王阳明,并称自此脱离苦海,不愿回家。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出征思田途径江西,南昌百姓涌上街头顶礼膜拜,还觉不够尽兴,王阳明只好端坐衙门,让百姓东进西出,排队瞻仰。而思田的匪首一听领兵的是王阳明,不战先怯,立马投降。受人尊崇如此,王阳明在道德事功学问上的高度可见一斑。
放眼中国历史,能够做到为学是天下学子榜样、治世是天下官员楷模的儒生极少,王阳明堪称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典范。虽然,古今时代背景有大不同,但官员作为百姓父母官、人民公仆的实质并未变化,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和为官之道,依旧值得时下官员学习、借鉴和效仿。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不仅逻辑严密,而且勇于创新,富有鲜活的生命力。习近平同志称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绝无过誉。
(一)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
万物一体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发展到王阳明这里达到顶峰。王阳明的《大学问》首段有这样的文字:“阳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在著名的《拔本塞源论》中王阳明说到:“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传习录》中还有另一段文字:“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王阳明对万物一体的诠释,真可谓是,酣畅淋漓、明白痛快!
作为父母官,必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必须有“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情怀,必须有“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的觉悟,必须有“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的认识。这些,其实都是“万物一体”思想的写照。古往今来的清官好官,如晏婴、范仲淹、于成龙、焦裕禄,个个都心系社稷百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王阳明本人也堪称践行“万物一体”思想的典范。
王阳明为官时,不管工作对象是囚犯、百姓还是下属,都能做到“视民如伤”,因此深孚众望。在刑部云南清吏司担任主事时,王阳明曾负责提牢工作。第一次巡狱时,发现囚犯以米糠为食,而朝廷拨给囚犯的口粮竟被狱卒私下用来喂猪。得见此景,王阳明非常愤慨,当即召集狱吏训话:“朝廷有好生之德,即便是囚徒,也拨给米粮布被,使其不致受冻挨饿。囚犯也是人,你们却待其不如猪犬,夺食以喂猪,率兽以吃人,为朝廷招怨,你们是猪犬不如!” 在贬谪贵阳修文龙场期间,不顾体弱多病,兴办书院教化当地的少数民族和逃亡至此的流民,教他们建造房屋,引导百姓安居乐业。调任江西庐陵知县伊始,得知朝廷横征暴敛,非要庐陵上贡本地并不生产的葛布,以致百姓怨恨四起,王阳明不顾得罪朝廷和上司,立即上书《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要求免去此类不合理征办。公移写得极为诚恳,“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势之难为。若有罪错,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以为不职之戒”。类似的为民请命的上疏、公移在《王阳明全集》中屡见不鲜,如《旱灾疏》、《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弥灾变疏》、《请止亲征疏》等等。担任南赣巡抚时,得知退休的赣县县丞龙韬,平日清正廉洁甘于清贫,退休后生活非常拮据,还遭陋俗讥笑。王阳明心有不忍,留下了一段发人深省感人至深的经典文字:“夫贪污者乘肥衣轻,扬扬自以为得志,而愚民竞相歆羡;清谨之士,至无以为生,乡党邻里,不知以为周恤,又从而笑之;风俗薄恶如此,有司者岂独不能辞其责,孟子曰:‘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是亦有司者之耻也。为此牌仰赣州府官吏,即便措置无疑官银十两,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亲送本官家内,以见本院优恤奖待之意。仍仰赣县官吏,岁时常加存问,量资柴米,毋令困乏。呜呼!养老周贫,王政首务,况清谨之士,既贫且老,有司坐视而不顾,其可乎?远近父老子弟,仍各晓谕,务洗贪鄙之俗,共敦廉让之风。具依准,并措送过。缴牌。”
王阳明上为朝廷分忧解难,下与百姓同甘共苦,其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纯粹出自本性,毫不虚伪做作。他对百姓的甘苦感同身受,百姓自然也理解他。因此,不管是移风易俗,还是军事斗争,都能克服最初的重重阻力而赢得官兵百姓的大力支持,工作风生水起。他所到之处,民风变得醇厚,社会变得安宁,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万物一体”思想的具体实践。
作为官员,头脑中必须有“万物一体”的思想,视天下事为自家事,视百姓为家人,视百姓疾苦为自己的疾苦,视百姓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如此,才能将各项工作做好。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只有当官员的心和百姓的心连在一起时,只有当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大有可能。
(二)心即理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是逻辑起点,源自南宋陆九渊。王阳明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关于“良知”,王阳明有很多论述,如“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王阳明的“心即理”思想,简而言之,即人性本善,良知天赋,人人有圣人之资。曾有个盗犯在公堂上不怀好意地嘲讽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要王阳明指出身为犯人的他有何良知。适逢天气炎热,王阳明就让他解开衣服受审,囚犯求之不得痛快答应。当王阳明要他将裤子也解了的时候,囚犯面有羞愧之色。王阳明说:“这就是你的良知。”囚犯就此心服口服。
“心即理”思想对官员的启示,主要有以下三点:
尊重群众:心即理,意味着虽愚夫愚妇,其本性也与圣人一致。官员与百姓,虽社会分工、地位有不同,但人格并无贵贱之分。作为官员,在工作中必须秉持人人平等的理念,不要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出现在百姓面前。有必要组织对百姓的教育时,切忌以简单灌输为手段,而应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唤醒和激发人们心中固有的良知,引起共鸣。心即理,意味着百姓生来就有是非之心。这是非之心是衡量官员言行的一杆公平秤。凭着良知,百姓自然知道是非曲直。官员切莫把百姓当愚民,以为百姓良善可欺,动辄敷衍、蒙蔽乃至欺骗。官员也切莫以为自己的智慧和觉悟一定高过群众,自己制定的政策、说的话一定正确,容不得百姓有意见,有怀疑。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百姓只认理,所以官员做事必须得合乎情理。当政府的工作得不到百姓的支持时,与其一味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甚至是滥用公权力强制推行,不如真诚地反思检讨工作失误。
信任群众:不要简单地视不听话的百姓为刁民,要相信绝大多数百姓是明事理识大体的。即便是那些时不时给政府制造“麻烦”的人,本质上也并不坏。王阳明在剿匪平叛的过程中,之所以能以较少的兵力、较小的代价赢得胜利、赢得民心,就在于其充分相信人性本善。匪徒和叛军中,有很多是受蛊惑或威逼的人,也有不少是逼上梁山式的悲情人物。王阳明想尽办法利用各种机会,比如檄文、告示、亲友劝说等进行攻心战,肯定他们的善良本性,理解他们的苦衷,给他们生路,鼓励他们弃恶从善,弃暗投明,从而挽救了很多人,也等于消减了许多敌对势力。不到万不得已,王阳明不会采取军事手段。他认为,动用军事手段,只能是“借此以卫民,反为民增一苦,借此防贼,而反为吾招一寇。”在号称天下第一劝降书的《告谕浰头巢贼》中有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的几段文字:
……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然亦皆由尔等悔悟不切。尔等当初去后贼时,乃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从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
……闻尔等辛苦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之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尔等好自思量。
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
尔等好自为谋,吾言已无不尽,吾心已无不尽。如此而尔等不听,非我负尔,乃尔负我,我则可以无憾矣。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
王阳明是破心中贼的大师,此告谕仿佛一支穿心箭,直击人心。匪徒们一时人心思归、军心涣散。与其说这是刻意安排的战术,不如说是王阳明亲民爱民的真情流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官员若能做到真亲民,哪还有那么多的工作阻力?
(三)知行合一
王阳明忧心有人粗浅理解他的“心即理”内涵,想当然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圣人,以为自己的一切举止都是合乎理法的,所以自龙场悟道不久后就大力提倡“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担心不无道理。如果只讲“心即理”,很多人会分不清“理”和“欲”,会让私欲遮蔽良知心体。几乎每一位贪腐官员落马后都会有后悔和忏悔,后悔自己于细微处失去了警惕,忏悔自己未能守住良知和法律的底线。王阳明早就有过警示:“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 ‘见君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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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02/28 09:25:29

写得好!立德、立言、立功,阳明先生真三不朽!

    发表于 2018/03/01 22:07:43

    而后厌然’。”王阳明还说:“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昧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也就是说,虽说良知天赋,但人的心体容易受私欲和恶习遮蔽,所以要在恶念刚萌发时就克除它,要在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守住自己的本心。中央要求党员干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即是要求大家时时克除私欲。
    私欲既除,则心体毫无纤翳逗留,自然能做到“知行合一”。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知与行并非理论与实践的意思,而是指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王阳明在论述“知行合一”时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可以理解为:从本体上来说,知和行应当是一回事;良知不只是认识更是实践;良知应该是也必须是行为的出发点,道德实践必须符合良知。
    “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最著名的命题之一。梁启超高度评价“知行合一”,认为这是王阳明给学术史留下的最有名而且最有价值的一个口号,是救治时弊挽救人心的唯一救济法门。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倡导“知行合一”,如2014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此正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精确解读。
    “知行合一”,重在依着良知的指引躬身笃行。但要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并不容易。官场中不乏两面人,如办公室里高悬“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胡长清,如骑自行车上下班的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如提出“清、明、勤、思”、“不飘浮、不做秀、不忽悠”、“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不留骂名”、“历史和时间将是最好的检验尺度”的许宗衡,诸如此类,举不胜举。至于徐、郭、令、苏、周这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级两面人,其对党和人民的危害就更大了。
    知行不一,为官之大忌。
    (四)致良知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王阳明担心人们只将“知行合一”当作一个朗朗上口的口号,不肯努力践行良知。故在其晚年,着力提倡“致良知”。王阳明视“致良知”为学问大头脑、圣人教人第一义、真圣门正法眼藏。王阳明说:“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可离也。”他倡导人要将自己固有的良知推广扩充至身边的事事物物,要多在事上磨炼。致良知,是自觉自愿地将良知进行推广扩充,效果要胜过党章、法律、规章、制度和要求,也胜过群众监督。
    “致良知”是简易可行的工夫。任何一个官员,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科室办事员,不论地位高低、工作繁易,随时随地都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职责范围内致其良知。一个行政办事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致良知,就能做到笑脸相迎办事群众,就能真诚解答解决群众的各类问题,就能在不违规前提下变通解决问题;一名高级干部,致良知,就能做到清正廉明,就能做到慎重决策,就能做到任人唯贤,就能够管住身边亲友和工作人员。官员若能致良知,则,在家可以是慈父孝子贤妻良母,在单位可以是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秉公执法的好干部,在外可以是一个安分守己遵守社会公德和秩序的好公民。
    王阳明在政事上有条理、有方法、有成效,颇符合当下中央对各级政府“定了干、干必成、成必优”的要求,无非是循天理、致良知。“为人民服务”也好,“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也罢,也无非是循天理、致良知。正如王阳明所说:“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
    王阳明视“致良知”为学问大头脑、圣人教人第一义、真圣门正法眼藏。“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可见王阳明对“致良知”的推崇和自信。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实现了人生最高理想(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生官员,是圣人一般的存在。绝大多数人,包括各级官员,终其一生,也不可能达到王阳明这样的高度。但是王阳明早就说过,我们追求成圣,不是要做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圣人,而是要做一个内心纯正如圣人的人。我们和历史上那些所谓的“圣人”,不是去比较分量,而是比较纯度。只要心地纯正,一心向善,知行合一,努力致良知,无论百姓,还是官员,都将成为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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